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5)
辛亥革命网 2011-06-14 00:00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周育民 查看：
杜赞奇注意到陶成章的《教会源流考》采取的文本策略与《龙华会章程》迥然不同，采取“纯粹的种族国家主体的发展，这一主体并未与儒家文化的天下观念相结合，而是扎根于现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进化理论之中。”（注：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120页。杜赞奇断言，陶在结论中称他写此文的目的是告诉同志，“秘密会党比教门更理智，政治上更自觉，因此，共和革命应与秘密会党建立同盟。”从陶文的结论来看，陶氏并无此意。）的确，在《教会源流考》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陶对中国历史演进叙述中的种族主义话语的霸气。但是，杜赞奇在解析这个文本过程中，可能过于相信一种话语在建立其权势过程中会曲解事实，因此，忽视了对于话语所指事实的分析。例如，他对于陶成章所谓会党“政体主共和”的指责就是一例。
一套话语系统在其确立之后，自有其特定的词汇，这些词汇即使古已有之，但在其话语系统之内，自有其特定含义。因此，史事被纳入新的话语系统之时，往往会因词汇变异而失其真相。但是，在话语系统形成过程中，许多新词汇的意义并不如后来那么确定，其所指的事实就需要专家认真分析，而不能用定型的话语含义去判读。陶成章所用的“共和”一词，恐怕就是如此。（注：“共和”一词的意思，古人就没有弄清楚过。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周厉王出逃，实行共和，一说是周公、召公共管行政之意；一说是推共和伯代王摄政。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提出“五族共和”，是指团结联合管理国家之意，团结联合是“共和”本意。）陶成章说会党“政体尚共和”，并不是主张共和国政治体制，而是指会党组织的一种状态。这需要与他对教门的分析对应起来看。
[教门]政体尚专制，大主教为最尊，主教次之，……凡教门大权皆统一，虽相隔数千里，可以遥制之。……[会党]政体主共和，同盟者一 体看待，多得与闻秘密之事，故党势最易扩张，其职员之升迁亦易，故分会之成立亦易。职是之故，起义者常连络不绝。然各山堂分峙，虽有交通，不相节制，故接应之者常寡。[11]（P109，陶成章《教会源流考》）
显然，教门组织大权集中于大主教，这是陶成章“专制”一词在这里的特殊含义；会党山堂林立，彼此不相节制，遇事结盟而行，此“共和”一词在这里的特殊含义，与山堂内部设有各种等级并无关系。如果把这里的“共和”与“民主共和”混在一起，认为陶成章把“民主共和”强加于会党，那是对文献的误读。在这里并不存在杜赞奇所说的秘密会党难以承受的“话语负担”。
同样，对于陶成章所用的“平等”一词，杜赞奇的理解显然也太过现代化了。在杜赞奇看来，“平等”应该没有等级之分，而在陶成章那里，“平等”是一种虚拟家庭关系下的平等：“会员之宗旨，取法刘关张，既崇义气，力求平等主义，故彼此皆称兄弟。”刘关张以兄弟相称，并不否定三人的君臣等级之分，这与现代平等观念完全是两码事。当现代话语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满口新名词的洋学生所说的可能就是老东西的别称。如果我们把这些词语都进行现代性的解构，附加上它本来所没有的意义，可能反而把事实给弄混了。
三
话语系统自然会影响到人们对于社会现实与历史问题的思索和认识，在话语系统的转换过程中，也会促使人们按照新的话语系统去重构历史。这种重构，并非仅仅出自话语系统的简单需要，而往往是社会现实需要的推动。
欧榘甲在《新广东》中展现了中国秘密结社分布四方的宏伟画面，并对秘密结社的历史提出了民族主义的问题，这成为后来革命党人重构秘密社会历史的起步。他对于天地会的民族主义质疑，既产生于他的民族主义话语系统，也是出自他利用秘密结社的动机。欧榘甲虽然是康有为的弟子，但在上个世纪之交，却一度是保皇党中最激烈的革命派。他少年时代即在家乡广东归善“与邑中秘密会党游”，并“名厕会籍”。[12]（P30，P111）1899年夏间，他与梁启超等“十三太保”在日本江之岛结义，力主与孙中山一派联合，并在《清议报》上倡言革命。到达美洲以后，他又以天地会员的身份“联络致公堂会员，谓康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与洪门反清复明之宗旨，实殊途同归，应彼此合作，共同救国”。[12]（P111）革命与反清复明何以殊途同归，欧榘甲并无确凿论证文字。至《新广东》文出版之后，康有为大为震怒，要将其革出师门。遑遑如丧家之犬的欧榘甲为重列门墙，攻击孙中山，又为革命党所不齿。1908～1909年间，保皇党内哄，传出欧榘甲有“借商谋乱”，图两广独立，密谋革命之举的消息。[13]（P381）看来，欧榘甲并没有放弃他在《新广东》一文中所提出的政治主张和实施方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