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会党与民族主义(7)

　　众所周知，由于这种常识在清代犯禁，文献资料十分缺乏，但仍然有一些证据存在。天地会会簿是记载会党内部常识的十分重要的文献，其反清复明的宗旨不仅从西鲁故事中得到反映，而且表现在大量的诗词、口诀、秘语和仪式中。由于学者在这方面已有大量的论著，无须我在此赘述。[14]事实上，天地会内的这些秘密知识早已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洪秀全曾对韩山文说：“我虽未尝加入三合会，但常闻其宗旨在‘反清复明’。此种主张，在康熙年间该会初创时，果然是不错的，但如今已过去二百年，我们可以仍说反清，但不可再说复明了。无论如何，如我们可以恢复汉族山河，当开创新朝。”[15]（第6册，P872）洪秀全并没有提到西鲁故事，但却把西鲁故事的核心知识即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年间，旨在反清复明讲得清清楚楚。从洪秀全叙事的语气上我们可以判定，他已经把这种知识作为一种常识了。在洪秀全的观念中，天地会毫无疑义是汉族的反满组织。洪秀全领导太平军起义之初，清政府对洪秀全的来历搞不清楚，赛尚阿、邹鸣鹤在奏折中猜测“洪字即系假洪武字样，以为煽惑之由”（注：《太平天国文献史料集》第31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孙中山后来说：“洪门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当是由朱洪武或由朱洪祝（康熙时有人奉朱洪祝起义）而得此称谓，亦未可定。”（《孙中山选集》下，第618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种猜测的根据也是来自有关天地会的常识。这种常识，我们很难说是后来的革命党人所强加于天地会的。

　　杜赞奇十分重视余栋臣的例子。因为余栋臣作为哥老会的首领，自称大清义民，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是似乎是洪门会党本来并非反满组织的一个明显例证。其实，洪门会党自身的反清宗旨迷失，并不是辛亥革命时期才出现的现象，早在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就以洪门的“常识”批评洪门会党的行为：“查尔们壮丁，多是三合会党。盍思洪门歃血，实为同心同力以灭清，未闻结义拜盟而反北面于仇敌者也!”[15]（第1册，P160，P167）我们试想，如果洪门会党本无反满宗旨，太平军的这段谴责有什么意义呢？1904年，刘道一等人面见洪江会首领马福益，马福益开始颇瞧不起这些书生，不料刘道一责问马说：“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台，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16]（P246）马福益自知理亏，便慨然允诺与革命党人合作。刘道一并非洪门人士，他所谓的“洪门遗训”，就是一种常识，这种常识对于某些洪门人士是有一定道德约束力的。马福益的父亲在哥老会中也颇有地位，他在童年“常常听先父说：清朝入关的时候，所杀死的汉人，已不下好几百万，光说扬州一处，关起城来杀了十天才封刀”。“洪门遗训”、父辈教育加之革命党人的催化，使马福益走上了反清造反的道路。试想，如果没有“洪门遗训”，刘道一怎么可能义正词严地批评马福益，而使马福益听命于革命党呢？

　　话语重构历史的过程并非完全是对历史的虚构，是人们在一种新的话语框架下重新认识历史、把握历史的过程。但在某些后现代历史学家那里，则认为话语掩盖了历史的真相。杜赞奇提到，“另外还有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认为秘密会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党人的意识形态之间并无历史联系，后者只不过是为前者建构了一套象征。如何看待这样的观点？这样看来，话语却吞没了历史。”[1]（P136-137）杜赞奇虽然不持这种极端的观点，但在他模棱两可语言中，与此也相去不远。就秘密会党的历史而言，清末的革命党人大都没有经过严格的历史学训练，因此，在历史学家们看来，他们在史料的考证、运用乃至具体叙述等许多方面的确存在诸多问题。但是，他们对于洪门会党历史的认识，并非像杜赞奇等人所说的那样，完全是民族主义话语的建构。

　　天地会起源问题，清末的革命党人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历史常识，因此，在欧榘甲、陶成章乃至孙中山那里，敷衍出各自不同的历史。欧榘甲提出郑成功创会说，陶成章则根据西鲁故事附会历史（注：《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三）第107页。陶成章试图解决西鲁故事与郑成功创会说的矛盾，所以提出台湾失陷后，反清志士多逃而为僧，以洪门海底示少林寺僧，于是有五祖助清平虏（陶认为西鲁指西藏）后为清廷所杀。陶的论述大多是主观臆测。），而孙中山则认为是清初的反清志士创立。[17]（P618）这个问题，史学界虽然经过长期的研究，至今仍然众说纷纭，因此，我们很难说清末革命党人是在用民族主义的话语编造天地会的历史。孙中山在晚年说，在康熙年间一部分明朝遗民结合成会党，在下层社会中保存民族主义，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断。如果我们不要把孙中山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与近代民族主义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可以说孙中山的这种理断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对于会党的民族思想自乾隆以后逐渐消亡的评价，也大体上符合洪门会党的基本情况。

　　相反，在破除洪门会党历史的民族主义话语建构时，杜赞奇自己却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即忽略了洪门会党宗旨的演变过程。杜赞奇根据一些历史学家对19世纪中叶会党状况的研究，认为：

　　秘密会党的社会成份如此复杂多样，很难指望在他们中间发现统一的意识形态。然而，从世纪之交开始，试图给这些会党加上某种原始的思想意识的努力一直左右着很多有关此问题的论著。……通过各种不同的为秘密会党确立其意识形态的尝试（的分析），我们可以实实在在地看到意义的流动及其意识形态的多变的性质。[1]（P110）

　　其实，孙中山在谈到乾隆以后民族意识在洪门会党中消褪时，会党宗旨的歧义已是题中应有之义。罗尔纲、酒井忠夫等人强调会党“忠义”观念的不同侧面，恰恰是这种意义流动的表现，却未必是洪门会党忠义观念的原旨。洪门讲究“忠心为大，义气为先”，其前提是反清复明，忠是对故国明主之忠，即“共扶明主登基”；义气是兄弟结义，须“手足相顾，患难相扶”。[3]（P177）所以，“同心协力，共扶明主”，是忠心义气的核心。在洪门会党反清复明意识消褪之后，忠心义气即失去其本来意义。19世纪中叶的洪秀全到20世纪初的刘道一，都异口同声指责洪门会党遗忘或背弃祖训，在解构历史的后现代派学者看来，完全是局外人对本无统一宗旨的洪门会党的一种强加。余栋臣的例子，用洪秀全、刘道一的说法，可以说是余栋臣对洪门宗旨的遗忘或背弃，杜赞奇则可以用来说洪门本来就没有什么统一的宗旨。当后现代主义在凌厉地解构近代民族主义的话语权势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某种正在形成的后现代主义的话语权势。解构也是一种重构，被解构的历史未必是一种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