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

        和30年前相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发生了根本变化。且不说涌现了一大批学术价值颇高的论著和能够传之久远的档案、文献史料专集,就是研究领域、研究手段、研究方法和思想观念，乃至审美取向、价值判断、史观这些带根本性的理念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革”和“文革”前那种单一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僵化模式渐渐淡出，多元、自由、开放的近代或曰现代的历史审美观逐渐形成。这种转变的社会原因和学术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和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主线讨论有较多的联系。这场讨论既涉及到以什么样的理念来把握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关系到鸦片战争后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社会变革的评价与定位，同时触及研究方法、史观等这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问题。回顾和总结这场讨论，对如何深化和繁荣中国近代史研究颇有借鉴意义。

　　一，缘起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科。20世20年代，在五四时期文化变革和“史学革命”思潮的推进下，才开始有学者运用“近代史”或“近世史”这一概念去表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一段历史进程。而一旦对一段历史进行整体阐述的时候，不管意识到与否，必然会提炼出一条可以概括其全貌的主线，同时会用一种总体观念去作为宏观的思想指导，也就是用特定的历史观去做历史的价值判断。所以主线问题，说到底是“史观”问题。20年代前后，在探讨中国近代史主线的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史观。一种是“民族运动史观”，就是认为鸦片战争以来的核心问题是民族问题，即对外反对殖民主义列强侵略的民族独立，对内反对清朝满族贵族腐朽统治的民族平等，最终实现民主共和。最有代表并最有影响的是萧一山在《清代通史》里关于晚清史的评述。第二种是“文化史观”。1923 年梁启超为纪念《申报》创刊50周年，发表了一篇《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他从中西文化差异的角度勾画了一条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即甲午战争前引进西方器物文化；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时期效仿西方制度文化；新文化运动后则重点学习西方的精神文化。第三种是坚持“混合主线”论的李鼎声所提出的“社会文化史观”，也就是将“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各方面之事变与运动皆冶为一炉，作综合的叙论”。这些情况表明，早在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观点。此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盛，“史观”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五四时期初露端倪后,在30 年代已强劲崛起。一些学者或政治家，包括毛泽东，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概述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史。1939年冬，毛泽东组织人力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明确将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历史定性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将其发展主线清晰地揭示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过程。以这种“革命史观”为理论指导，历史学家范文澜撰写了著名的《中国近代史》一书，成为近代史领域的经典著作。此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近代史学界基本按照毛泽东所倡导的、范文澜所实践了的“革命史观”来研究和论述中国近代史。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进一步将“革命史观”简化并概括为“阶级斗争史观”。该文认为分期问题的核心是找出一条发展主线,然后“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变脉络”。这条主线就是在近代中国几乎无处不在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胡绳明确指出:研究中国近代史就是要探讨“中国社会内部怎样产生了新的阶级，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些什么变化，阶级斗争的形势是怎样发展的”。从阶级斗争引发革命、革命推动历史进步的基本逻辑推理出发，胡绳具体将三次革命高潮作为中国近代史主线的标志：这就是太平天国革命、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胡绳这些经过长期思考，并凝结着深厚革命理论基础的观点，立即在近代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从1954年到1957年，围绕中国近代史主线和体分期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发表的论文有近百篇。这些论文基本上是重复和完善胡绳的观点，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有所歧异。个别文章虽然也提出以主要矛盾或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变迁来确定发展的主线，但实质上是胡绳阶级斗争观点的另一种表述。因为按照参加讨论的学者的理论推导，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即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最终都会激化为阶级矛盾，引发激烈的阶级斗争。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也以阶级斗争为根基。所以，这场学术讨论在客观上扩大、强化、传播了胡绳的“阶级斗争史观”，并使“三大高潮说”成为近代史学界所公认的权威观点，被普遍采用。

        1957年后的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生态逐渐走向“极左”。阶级斗争理论日渐被泛化和绝对化，直至“文化大革命”发展成空前的社会灾难。反映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就是将三大革命高潮的发展主线简单化、政治化，甚至由于批判改良主义，第二次革命高潮中的戊戌变法也被砍掉，仅把义和团运动作为其代表。学术研究已经进入死胡同，僵化而毫无生气。诚如黎澍所指出的：“那时对洋务运动是彻底否定的，对戊戌维新也是否定的，对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但也是提出了‘立足于批’的基调。而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却作为两次革命高潮而给予完全的肯定，这实际上是把农民运动当成近代史的主流。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似乎是直接与农民运动相衔接，成了旧式农民运动的继续。”这种大批判式的教条主义的所谓学术研究，在1976年“文革”结束后走到了尽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学术界带来了生机无限的春天。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指导的推进下，近代史学界开始反思“阶级斗争史观”，展开了对中国近代史主线的全面而深刻的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了近30年，发表的论文从狭义上讲有二百多篇，广义则近千篇，涉及的问题有十多个，同时对不少带全局性的重大事件和理论问题也有所涉及。思想的活跃，讨论的深入，方法的更新，学术的建树，都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