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研究(6)
辛亥革命网 2011-05-17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李喜所 查看：
其一，通过这场讨论无可辩驳地说明，史观是与时俱进的，有什么样的时代就有什么样的史观。通常情况下，史观是史学研究的灵魂，是一定的学术水准和特定的社会生态互动的产物。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之所以引起多次讨论，根本原因是在时代更替的制约下史观的不断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史观就会凝练出什么样的发展主线。20世纪初，在进化论史观的指导下，梁启超、章太炎等逐渐创立了史无前例的新史学，使传统的历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流行了两千年的“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和英雄史观受到严厉的批判，史学家争相以社会进化的理论和方法去构筑历史的发展主线。那时孙中山信奉的是民生史观，反对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解释历史和现状，而把衣食住行这些民生问题看作社会的重心。但他不是历史学家，没有在史学界发生影响。到了五四时期，中国再次出现了思想空前活跃的百家争鸣，反映到史学界，就是多种史观赫然兴起。如本文前面所提到的文化史观、民族史观、 唯物史观、革命史观、社会史观等，很多学者从不同的理论构架去重新解释历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乱象”社会在客观上促使史学家去“救世”，去探讨各种新理，引进各种新方法，多种史观的林立是大势所趋。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革命风潮日盛，唯物史观和革命史观为很多学者所接受，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逐步占据了统治地位。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间，如果不是持久不衰的阶级斗争理论与实践，胡绳也不大可能提出“三大革命高潮说”，近代史学界更不可能将其奉为主导而不可超越。同样的道理，如果不是1978年后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李时岳也不可能提“洋务、维新、辛亥革命”的发展主线，至于将洋务运动视做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起步，更不可思议。世异时移，时移史易，是无法改变的定律。史学发展的真正动力源于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
其二，通过这场讨论还可以看出，史观的变化不是否定中的递进，更多的是传承中的扬弃，往往不能用是非来评判。前面提及的中国近代史主线讨论中出现的“民族运动史观”、“革命史观”、“阶级斗争史观”、“近代化史观”等，并不是一个否定另一个，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强调的重点不同。就“革命史观”和“近代化史观”来讲，前者较多地去研究革命的积累、社会矛盾的激化、武装革命的成熟和政权的变更等，将中国近代史演化为一个革命的过程；后者则着眼于和近代化有联系的相关因素的积累，如近代新经济的发展、传统社会的解体和新兴力量的崛起，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传播和民主政治的构建等，将中国近代史概括为一个不断近代化的过程。毋庸否认，革命条件的积累包含有社会的近代化因素，而近代政权的更迭也就是在构筑崭新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如此等等，二者交会的东西并不少。实际上，不同的史观主要在着眼点、关注的重心和方法、视角上有一定的区别，新史观常常是在继承旧史观的基础上，在某些点上有所更新。没有前者很难产生后者。而且，一定的史观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合理性，代表的是特定历史时期史家对历史的认识。过了这个特定时期，由于史家对历史又有了更新的认知，就会出现另一种新史观。革命史观在20世纪中后期是具有开拓进取意义的，是史家对历史研究的重大贡献。近代化史观则是改革开放时代史家的新思考，可以说是对革命史观的一种超越。从史学发展的历程看，受客观现实和特定史观的左右，在某个时期史家只能去重点关注历史的某个侧面，到另一个时期则又会转移到另一个侧面，不可能对丰富复杂的历史无一遗漏的什么都研究。不同研究侧面的变化，不仅使历史研究永无止境和接近历史的真实,而且使史学与现实沟通，显示史学的社会功能和青春活力。再从人们认识真理的历史看，一个历史时期只可以找到相对真理，不可能发现绝对真理，真理的相对性是绝对的。史家揭示历史真实，寻求历史的规律与特点，也从来是相对的。史观也只是在某个时期相对合理，相对准确。绝对可以解释一切、永远有效的史观是不存在的。因而，史家可以一心一意地信奉某种史观，不必要去千方百计地捍卫某种史观，更不必去人为地批判你认为是不正确的史观。可以断言，数十年后还会有新史观出现，还会引发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的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