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历史学科“十五”回顾与“十一五”展望(3)

　　我省学者在冷战史研究和战后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也作出了成绩。代表性成果主要有崔丕的《美国的冷战战略与巴黎统筹委员会·中国委员会1945—1994年》、张振江的《冷战与内战——美苏争霸与国共冲突的的缘起（1944—1946）》等。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近5年，华侨史的研究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的范围更为扩大，不仅关注华人华侨社会，而且考察研究华侨华人与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华侨华人与中国社会变迁、华侨华人与居留国（居住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华人国籍问题与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外国政府的华侨华人政策等等相关问题，把华人华侨的历史与中国历史和世界的历史相联系，将其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加以研究，成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空间和视野。主要成果有黄昆章的《加拿大华侨华人史》、《印尼华侨华人史》等。

　　4、专门史研究：视野扩大

　　“十五”期间，我省专门史研究主要集中于中美关系、中西文化交流以及澳门史等领域。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已经从政治领域扩展到经济、文化等领域，并出现以人物为纽带具体考察中美两国交往历史的研究特色。主要成果有梁碧莹的《龙与鹰——中美交往的历史考察》和《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朱卫斌的《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门户开发”政策的困境》、陈永祥的《宋子文与美援外交》等。

　　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涉及到宗教、伦理观念、艺术等多个领域，近年来，通过广州口岸演变的历史，进一步扩大了中外经济贸易史的研究，既有对广州口岸外籍商人的研究，也有对贸易商品（如皮毛、茶叶）的专题研究；对贸易对象的考察，也从传统的西欧、美洲扩大到北欧等地。主要的成果有郭德炎的《清代广州的巴斯商人》、林中泽的《晚明中西性伦理的相遇》、陈伟明的《从中国走向世界：十六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初的粤闽海商》等。

　　地方史研究方面，广东省社科院承担的《广东通史》仍在进行中（第1卷已出版）。近5年专题研究广东历史文化的著作有不少，如陈泽泓的《拓展中的都会——广州百年城市建设扫描》、黄挺的《潮汕史》等。

　　由于特定的文化、地理关系，澳门史研究一直是我省史学界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澳门的土生葡人、澳门与中国内地关系、澳门的社会与文化等课题都进入研究的视野。新的成果有汤开建的《委黎多报效始末疏笺正》等。

　　5、考古研究

　　五年来，我省文物考古工作在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工程以及全省各大项目完成过程中，做了大量的文物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抢救和保护了大批古墓葬、古遗址，也出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主要有：距今约5000—3500年的，以含彩陶器为特色的东莞蚝岗新石器贝丘遗址；距今约4000年，迄今广东地区保存年代最早且数量最多的，被誉为“广东第一窑”普宁虎头埔窑址；距今4500—3500年的海岛沙丘遗存——珠海宝镜湾遗址及宝镜湾岩画；目前岭南最大的商时期墓葬群——深圳屋背岭商代墓葬群（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属于商周时期的博罗横岭山墓地（出土青铜器甬钟、鼎、戈和精美玉器、原始瓷器，为2004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01年在肇庆坪石岗发现东晋时期的“广州苍梧广信侯”墓；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和商代的广东南沙鹿颈村遗址，为迄今广州地区发现的面积最大、堆积最厚、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先秦遗址；从化狮象遗址；南越国宫署遗址及南越国大型木构水闸遗址；广州东山南越国人字顶大墓；小谷围南汉帝陵遗址（为2004年度十大考古发现），等等。

　　根据考古发现，考古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问世，主要的成果有《广州文物保护工作五年》、《广州考古五十年文选》、《广州文物考古文集》、《秦汉考古三大发现》、《广州文物志》、《南越玺印与陶文》、《宝镜湾遗址研究报告》等。

　　6、史学理论与方法：历史人类学

　　历史人类学是我省史学领域在“十五”期间的最大创新。中国的历史学科最为古老，传统最为悠久，有深厚的积累和学术传统，但也面临严重的挑战，遭遇多重危机，为此史学界也在多方寻求突破方向，其中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跨学科研究，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历史学最早是向社会学借力，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之中，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社会史尽管开拓了许多新的领域，使历史研究显得更为丰富多彩，但因受文献记载等因素的制约，社会史研究最近几年已显疲惫之态，且有学者批评此类研究过于琐屑。从研究手段上讲社会史仍未脱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同传统史学一样基本以文献材料为主，注重历时性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将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历史研究。1999年中山大学成立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这是中国第一个历史人类学研究实体；2003年又正式出版中国第一份历史人类学的学术杂志——《历史人类学学刊》，标志着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出现。

　　历史人类学被学者认为是“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历史人类学的及时引入，使历史学研究重新产生了生机，前景又被看好，“有可能帮助历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天地”（仲伟民《历史人类学：跨学科研究的典范》，《光明日报》2005年6月30日）。

　　在过去的5年内，历史人类学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一批学者开展的华南社会研究，已经显现出历史人类学的新前景。历史人类学不是一门新的学科，而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视角。研究从小社区入手，通过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田野调查的方法是最基本的工作方式，通过实地深入观察（即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体验”）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同时，通过田野调查，搜集散存的民间文献，包括家谱、族谱、碑刻等资料，还有婚帖、讣告、账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以前几乎从未被史学家注意和使用过的材料。也通过与村民的交谈和接触，获得口碑资料，这些资料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缺失的。比如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时，鉴于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往往增饰虚构，便采取人类学的方法，将故事文本放在当地社会历史的背景与发展中加以解读，从而使谱牒祖先世系的资料记载重获生机，揭示出宗族的社会文化意义。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一个叫樟林的乡村，主要研究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发展。他注意挖掘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探讨了地域神三山国王的祟拜问题，对樟林神庙系统表达的信仰空间和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意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