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

　　1937年的淞沪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作战最烈的一次战争，时间长达三个月，日方动员兵力约25万人，中方动员兵力约75万人，其后的南京之战实际上是它的尾声。两次战争时间相连，地区相连，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战役的两个不同阶段。

　　蒋介石决定拒和、应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长期对日本采取妥协退让政策。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方针难定，当日日记云：“彼将乘我准备未完之时，逼我屈服乎？抑将与宋哲元为难乎？迫使华北独立乎？我之应战此其时乎？然此时倭实无与我开战之利也。”次日，他一面派遣中央军北上，支持第29军军长宋哲元部“守土抗战”，同时电复北平市长秦德纯等“应先具必战与牺，牲之决心，及继续准备，积极不懈，而后可以不丧主权之原则与之交涉”。

　　当时，中日两国国力、军力相差悬殊，因此，在国民政府内外，都有一部分人积极主和，或者设法推迟大战时间。在国民政府内部，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徐永昌为代表。他认为，中日空军力量之比尚不足一比三，抗战准备至少尚需六个月。7月14日，徐永昌致函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主张“和平仍须努力求之”。15日，徐致电阎锡山“请为和平运动”。18日，又托人转告外交部长王宠惠“在能容忍的情势下总向和平途径为上计”。何应钦同意徐永昌的意见，建议徐向时在庐山的蒋介石陈述。21日，徐永昌致函蒋介石称“对日如能容忍，总以努力容忍为是。盖大战一开，无论有无第三国加入，最好的结果是两败俱伤，但其后日本系工业国，容易恢复，我则反是，实有分崩不可收拾之危险。”24日，他又向蒋介石建言“勿忘忍是一件很难挨的事。”

　　在知识阶层中，北京大学校长蒋孟麟和教授胡适等都主张“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为此，胡适两次面见蒋介石。7月30日，他向蒋提出“外交路线，不可断”。8月6日，胡适要求在大战之前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他在面交蒋介石的书面建议中提出：近卫内阁可以与谈，机会不可失；日本财政有基本困难，有和平希望；国家今日之雏形，实建筑在新式中央军力之上，不可轻易毁坏。将来国家解体，更无和平希望。胡适希望经过努力，能在中日间维持50年的和平。

　　和战是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计，蒋介石不能没有矛盾。7月12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商谈，声称“倭寇关东军已到天津，内阁宣言动员”，“势必扩大，不能避战矣！”当晚，蒋介石决定在永定河与沧保线作持久战，同时严令制止与日方的妥协行为。16日，蒋介石邀集各界人士158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该《宣言》空前坚决地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但是，对于这份宣言应否发表，何时发表，众议不一，蒋介石自己也犹豫不定。16日日记云“此宣言发表，其影响究为利为害？”17日日记云“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且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其时矣！”19日，蒋介石决定排除阻力，公开发表“应战宣言”。日记云“人人以为可危，阻不欲发，我则以为转危为安，独在此举，但当一意应战，核发战斗序列，不当再作回旋之想矣。”为了减少这份《宣言》的冲击力，他将之改称为“谈话”。

　　庐山谈话的措辞空前激烈，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决心关闭“和平解决”的大门，所以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此后，随着日本军事行动的扩展，蒋介石的抗战决心逐渐坚决。27日，日军全面进攻北平附近的通州等地，蒋介石日记云“遭必不能免之战祸，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预备应战与决战之责任，愿由余一身负之。毋愧领袖。”28日，日本政府下令长江沿岸近三万日本侨民撤离，显示出异乎寻常的迹象。同日，第29军军长佟麟阁在防守北平南郊战斗中阵亡，中国军队撤出北平。次日凌晨，天津守军主动进攻当地日军，日军调兵增援，中国军队因伤亡严重，于30日撤离天津。中国北方两个最大的城市的丧失使蒋介石感觉到，再不抗战，必将遭致全国反对。8月4日日记云：“平津既陷，人民荼毒至此，虽欲不战，亦不可得，否则国内必起分崩之祸。与其国内分崩，不如抗倭作战。”蒋介石认为：中国方面虽多弱点，例如组织不健全，准备未完全等，在此情况下抗战，存在很大危险，但日本“外表横暴”，而“内部虚弱”，“以理度之，不难制胜”“为我民族之人格计苟能振起民族精神，未始不可转危为安，因祸得福也”。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军事准备情形，提出第一期拟动员100万人投入作战，其中，冀、鲁、豫方面约60万人，热、察、绥方面约15万人，闽粤方面约15万人，江浙方面约10万人，可见，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视为主战场。何陈述的困难有财政开支扩大，枪械、子弹勉强可供六个月之需，防御工事未完成，空军机械不足等。蒋介石在谈话中对胡适主张颇有讥刺，参谋总长程潜甚至指责胡适为“汉奸”。会议决定“积极抗战与备战”。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

　　当时，蒋介石估计中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战期大约一年。他决定“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倭敌处处陷于被动地位”，从而争取战争的胜利。8月13日，淞沪之战爆发。

　　中国军队力图“先发制人”，但缺乏重武器，攻坚战未能取胜

　　上海处于东海之滨，距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不过300公里。1932年5月的中日《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在上海只能由“保安队”维持秩序，而日军则可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吴淞、江湾、闸北等地驻兵，建立据点。为防止日军自上海入侵，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Alexandervon Falkenhausen）等人的建议，于1934年起密令修筑上海周边工事，在吴县、常熟等地，利用阳澄湖、淀山湖构筑主阵地——吴福（苏州——福山）线，在江阴、无锡之间构筑后方阵地——锡澄线，同时在乍浦与嘉兴之间兴建乍嘉线，以与吴福线相连。其后，又在龙华、徐家汇、江湾、大场等地构筑包围攻击阵地，并且拟有《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为加强上海防务，接受何应钦推荐，任命张治中上将为京沪警备司令。张受命后，即命所部化装为保安队入驻上海虹桥机场等处。7月30日，张治中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一旦上海情况异常“似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蒋介石同意张治中的设想，复电称“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