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6)

　　南京的防御工事分“外围阵地”与以城墙为主要依托的“复廓阵地”两种。12月5日，日军进攻“外围阵地”。8日，汤山失守，唐生智下令中国军队进入“复廓阵地”。9日，日军逼近南京城墙，两军在光华门、雨花台、紫金山、中山门等处激战，光华门几度被突破。松井石根限令唐生智在10日午前交出南京城，遭到唐的坚决拒绝。12月11日，松井石根下令总攻。

　　淞沪战后，中国军队消耗过大，蒋介石百方拼凑，守城兵力仅得12个师，约12万人，而且士气极端低落，其中新补士兵约3万人，未受训练，匆促上阵，官兵间尚不相识。这种情况，本已不能再用守卫战、阵地战一类的作战形式。蒋介石之所以坚守南京，一是如上述，南京轻易失守，攸关体面；二是对苏联出兵有所期待。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8月21日，中国与苏联签订久议未决的互不侵犯条约，苏方允诺中国可不以现款购买苏联军火。9月1日，蒋介石就在国防最高会议上预言，苏联终将加入对日战争。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的必要条件。10月22日，蒋致电时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杨杰，询问如《九国公约》签字国会议失败，中国决心军事抵抗到底，苏俄是否有参战之决心与其日期。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归国转告：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俄当出兵，决不坐视。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电称“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12月5日，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回电称必须在九国公约签字国，或其中大部分国家同意“共同应付日本侵略时”，苏联才可以出兵，同时还必须经过最高苏维埃会议批准，该会议将在个半月或两个月后举行。此电与杨杰、张冲的报告不同，蒋介石内心感到，苏俄“出兵已绝望”，但他仍然再次致电斯大林，表示“尚望贵国苏维埃能予中国以实力援助”。不仅如此，他还继续以之鼓舞身边的高级将领，声称“俟之两个月，必有变动”。12月6日，蒋致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必可转危为安。”这里所说的“国际形势必大变”，仍指苏联出兵。12月11日，蒋已经指示唐生智等“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但第二天却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称“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惟我革命转败为胜唯一之枢纽。”蒋指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不难看出，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仍然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苏俄无望而又不能绝望”，这正是蒋介石当时的无奈心理。

　　苏联与中国同受日本侵略威胁，因此，支持中国抗战，但是，苏联更担心德国入侵，日苏之间的矛盾又尚未发展到必须干戈相见地步，苏联自然不可能轻易在远东有所动作。

　　12月12日，日军继续猛攻，中华门、中山门、雨花门、光华门等多处城门被突破，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决定大部突围，一部渡江撤退。但是，由于情况混乱，撤退命令无法正常下达。除少数部队突围外，大部分军队拥至长江边，形成极度混乱的局面。挹江门外“被踏死者堆积如山”。“仅有之少数船舶，至此人人争渡，任意鸣枪。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队以枪击毁，沉没者有之，装运过重沉没者亦有之。”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旋即开始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在淞沪战败之后，南京失陷有其必然性，但是，突围与撤退时的严重混乱及其损失仍然是可以避免的。

　　在极端困难的状况下坚持抗战国策

　　首都失陷常常和国家沦亡相联系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有的现象。一时间日军骄横气焰达于极点中国政府、中国军队、蒋介石个人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怎么办？中国的路应该怎样走下去？

　　12月15日蒋介石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讨论会议情况是“主和、主战意见杂出而主和者尤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汪精卫本来对抗战就信心不足这时更加缺乏信心。次日他向蒋介石提出“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以为掩护”。显然汪企图抛弃抗战国策在国民政府之外另树一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这时也从“倾向和议”发展为“主和至力”。日蒋介石日记云“近日各方人士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当时，陶德曼的调停还在继续，蒋介石担心日方有可能提出比较“和缓”的条件，诱使中国内部发生争执与动摇。26日，蒋介石得悉日方提出的新议和条件，发现较前“苛刻”，心头为之一安，决心“置之不理”。27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讨论，主和意见仍占多数，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甚至当面批评蒋介石“优柔”。会上，蒋介石坚持拒和。28日，蒋与汪精卫、孔祥熙及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张群谈话，声称“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人，订立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国家、民族永远之束缚。”次日，再与于右任、居正谈话，表示“抗战方略，不可变更。此种大难大节所关之事，必须以主义与本党立场为前提。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蒋介石认为，与日本议和，外战可停，而内战必起，国家定将出现大乱局面。1938年1月2日，蒋介石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他决定拒绝德国方面的斡旋，坚持既定的抗战国策。

　　从1937年8月13日至12月13日，蒋介石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指挥抗战四个月，战略、战术呆板，对国际力量共同制裁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期待，未能及时组织战略撤退，造成中国军队空前巨大的损失，但是，淞沪、南京之战显示了中国军队、中国政府、中国人民的坚强不屈的精神，打击了日本的侵略气焰和在短时期内速胜的美梦。此后，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广大战场上就愈陷愈深，终致不能自拔。

　　从战争学习战争。淞沪和南京之战期间，蒋介石和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认识到，中国对日抗战是持久战，必须以空间换时间，必须懂得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而不能在局部地区拼消耗；必须懂得运用阵地战、守卫战以外的其他作战形式。11月7日，蒋介石日记云“此时应令各战区发动游击战，使敌所占领各地不能安定，且分散其兵力，使之防不胜防也。”12月1日日记云：“抗倭制胜之道，在时间上作长期抗战，以消耗敌力；在空间上谋国际之干涉，又使敌军在广大区域，留驻多数兵力，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此我之基本主张，万不可稍有动摇。”同月16日，南京失守后的第三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国民书》称“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实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我全国同胞诚能晓然于敌人之鲸吞无可幸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敌忾，步步设防，则四千万方里国土以内，到处皆可造成有形、无形之坚强堡垒，以制敌之死命。”这些地方都说明，通过挫折和失败，蒋介石和国民党人的战略思想有了长进。在此后的抗战中，国民党贯彻了“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但是，却未能与人民结合，走的还是单纯依靠正规军事武装的“片面抗战”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