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救助行为(2)

　　上述数字不可能十分准确，但农村劳动力的理论需求量之有限及理论剩余量之大则是无庸置疑的。当然，农村中的理论剩余劳动力并非意味着完全失业或无业，因为，士、工、商、政、军等界还要吸纳一部分人口，但不可能充分就业，因此，结构性失业在晚清时期是不可避免的。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依靠对农业无限制的劳动力投入、或在农业生产淡季时从事小手工业，一部分相对剩余人口被消化吸纳。但是，随着传统模式的破产，自然经济结构中的隐性失业人口被释放出来，无业游民成为一个严重棘手的问题。传统手工业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工业的打击而日渐凋零，手工业者失业剧增，1856年前云南个旧锡矿工人达100000人，甲午战后的1896～1897年仅余20000人（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2页。）。陕西“南山各处，木厢铁厂纸厂炭洞工作，计不下数万人。同州之大荔及沿河盐咸工作，手指尤繁。此等皆无业游民，一经歇业，易与匪勾结”（注：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611页。），从而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江苏省“自河流北徙，漕运改章，向之千指万插者，今则悉成游手”（注：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78，实业一，考11240。）。一部分失业人口前往城市谋生，造成城市人口的过快增长；一部分兼业手工业者在农业生产淡季时失业。有人估计，晚清同治年间，“士工商之外，无末业可治，散而游幕、去而僧道、隶为胥役、投为奴仆、流为地棍盐徒，每省不下20余万人，此皆游民耗蠹于农者也”（注：汤成烈：《治赋篇三》，《皇朝经世文续编》卷三，第5～6页。）。

　　其次，灾害性失业。失去手工业支援的家庭农业也难以为继，加之封建政府水利失修，自然灾害频繁，农业失业人口大量增加。据不完全统计，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六省，从1846年至1910年的60余年间，累计遭受水、旱、风、雹、潮、虫等自然灾害的州县达8570个；黄河流域除上述灾害外，还有沙、雹等灾情发生，据统计，鸦片战争后的整个晚清时期，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六省累计蒙受自然灾害的达9768个州县（注：分别据《长江流域六省历年灾荒表》、《黄河流域六省历年灾荒表》统计所得，见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840～1911年）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20～722、733～735页。）。如发生在1877年被时人称之为“丁丑奇荒”的北方灾荒中，“山西无处不旱，平、蒲、解、绛、霍、隰，赤地千里，太、汾、泽、潞、沁、辽次之，盂、寿以雹，省北以霜，其薄有收者大同、宁武、平定、忻、代、保德数处而已。而河东两熟之地，自乙亥（光绪元年）以来，比四不登……被灾极重者八十余区，饥口入册者不下四五百万”（注：王锡纶：《怡青堂文集》第六卷，第19～20页。）。1906年长江下游的水灾，使江苏北部“受灾之处，计长八百里，阔五百里。彼此民人约四百万，如此巨灾，为近来四十年中所未有”（注：《时报》光绪三十二年十月二十八日。）。每次灾害都伴随着大量失业灾民出外就食，如据《申报》记载，1876年江苏水灾后，“江北被灾之老幼男女出境就食者，不下20万人”（注：《申报》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二十八日。）。1890年，“江宁近江低田，亦有偏灾。穷民扶老携幼，及邻省沿江一带灾民，来省就抚者，不下十数万人”（注：曾国荃：《委员赴江浙加放春赈疏》，《曾忠襄公奏议》卷32，第2页。）。1910年，“淮安、扬州、江宁、平湖、海州等处，老弱流亡，络绎道路，或数百人为一起，或数千人至万人为一起。汉口地方乃聚至20余万人”（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第723页。）。光绪初年的河南旱灾中，“流民陆续逃出潼关者，以20万计”（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第744页。）。历史文献中这类记载不胜枚举，从突发性和数量上说，晚清时期的灾害性失业人口超过了经济结构变动所造成的失业人口。

　　再次，战争性失业。近代中国既有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又有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和封建政府镇压人民群众的反动战争，各种战争连绵不断、犬牙交错，影响了工农业生产的正常秩序，造成了劳动力的离业离村。如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前的福建崇安“为聚茶之所，商贾辐辏，常数万人。自粤逆窜扰两楚，金陵道梗，佣工失业”（注：王懿德：《王靖毅公年谱》卷上，第44页，咸丰三年4月纪事。）。1853～1868年的捻军及清政府镇压捻军的战争，淮北蒙受兵灾最重，“兵勇所至，如火燎毛”（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38页。），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自安庆至宿、亳千余里，人民失业，田庐荡然”（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一），第161页。），一片凄惨荒凉。20世纪初年的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的战争都使华北农民大量离村，“联军入京，四民失业，强壮者流为盗贼，老弱者转于沟壑”（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第516、518页。）。他们纷纷涌入京城，“游民约有数种，除老弱残废，由五城另行收养外，其余以身家清白、穷无所归者为上；本有行业，遭难流离者次之；平日懒惰性成，兼有嗜好者又次之；甘心下流，近乎邪僻者为下”（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第516、518页。）。如此复杂的游民群体，给清政府统治造成了强大压力。尤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业游民已经成为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晚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业游民生计日绌，苟不早为之所，则民不聊生，人心思变，更何堪设想。今欲地方安静，必先为若辈筹其生路，然后继以峻法，使之进有所图，退有所畏，善后之策，如斯而已”（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第516、518页。）。

　　二

　　为了消除无业游民，进而维护封建政府的统治，晚清政府一方面继续采取一些传统赈抚政策，如发放“恩赏米石”，收养老弱病残等丧失劳动力者、设立粥厂，收留灾荒与战争性无业游民；另一方面，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更具积极意义的措施，试图从根本上缓解无业游民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