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无业游民与政府救助行为(5)
辛亥革命网 2011-05-13 00:00 来源：史学月刊 2000年第6期 作者：彭南生 查看：
首先，以教代养、以教代赈培养了一大批手工艺技术人才。学徒毕业后，有的成为工厂工人，有的成为习艺所教习，推动了近代工业的发展。直隶是成效最为显著的一个省，仅北洋工艺局所属实习工场从1903年至1907年，“织科毕业476名，染科毕业101名，木科毕业10名，肥皂科毕业36名，窑科毕业20名，制燧科毕业19名，图画科毕业4名，提花科毕业5名”（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第521页。）。这些尚不包括自费毕业生。据孙多森《直隶实业汇编》记载，“先后毕业者共计二千余人”，此外，直隶各属传习工场艺徒人数达2712人；罪犯习艺所艺徒290人（注：参看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第526、528—532页。）。这些毕业生不仅成为直隶、而且成为邻近省份的手工业技术骨干，直隶“各属民办工厂，所用技师匠目，多属该厂毕业工徒；东三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诸省官立工厂，来场调用工徒前往传习者，亦复不少。”（注：孙多森：《直隶实业汇编》第六卷，第1—2页。）天津民立织布工厂开办时禀请天津商会“转请实习工场赏拨毕业工徒10名，以凭开办而资营业”（注：《商民张际春为设立民立织布工厂请拨给工徒10名以便开办事禀津商会文》，《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年）上册，第1252页。）。
其次，晚清政府的失业救助政策与措施推动了城乡手工业的发展。“实习工场对于华北手工业最大之贡献，则为高阳土布之发展。盖当时由工艺局行文各县，提倡手工艺，经高阳李氏派人来实习工厂实习机织，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返乡以后，逐年推广，遂造成河北省高阳土布之巨大工业。”（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二），第521页。）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发展，高阳手工织布区已扩展为以高阳县城为中心的、包括高阳、蠡县、安新、清苑、任邱等五县共计414村、43万人在内的织布经济区域（注：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1916年高阳改良布匹的总销售量为1688500匹，销售价值达12273800元（注：《政府公报》第108册，第382～383页。（1917年4月））。其他省虽不及直隶成效显著，但也培养了一批数量不等的工艺学徒，并为民国时期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如山东省，各工艺局的“毕业工徒，无虑千数，分布各地，类能实行其所学说者。谓今日山东工业之发达，实基于此，而济南肥皂工业之勃兴，亦不外是焉”（注：《济南工业之勃兴及其现状》，《中外经济周刊》第87号，1924年11月8日。）。北京织布业的兴起也得益于晚清具有传习性质的工艺局所的设立，“当时设厂宗旨，多在收留无业贫民，教养艺徒，故学成而后，有留充工匠者，有听其出外自营织布者，传习日多，而京师布业亦日发达。”（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三），第104页。）近代手工业的发展虽然可能形成对机器工业不利的竞争局面，但两者间同时也存在着互补，对此笔者曾有专文进行研究，在此不赘（注：彭南生：《论近代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业的互补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2期。）。
第三，有利于民族传统手工艺的保存和传播。各地工艺局所设传习科目大都为各地颇具特色的民族优秀手工艺，如广东工艺局下设广绣房，专门传播广绣的织造工艺。广绣又称粤绣，唐代就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在长期发展中，粤绣运用折绣、插绣、金银勾勒技法，使绣面达到“光、亮、平、密、净、活、凸”的艺术效果。广绣房设立后，使这一传统手工艺发扬光大，产量大量增加，仅1900年经广州出关运往海外的粤绣制品的价值达白银50万两（注：本书编写组：《中国工艺品知识》，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34页。）。河南汴绣本来就很有名，但明清以来逐渐衰落，河南蚕桑总局专门聘请浙江艺人传艺，使不同风格的刺绣艺术相互渗透，汴绣得以重放异彩。
但是，清政府针对无业游民的救助行为也有明显的局限性。其一，在大量垦辟荒地的同时，没有注重已垦耕地的内涵性增长，即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改变农村土地占有与使用结构，因此出现了大量垦辟荒地与已垦地大量荒废的怪异现象，从总量上看，1873年全国耕地面积指数为100，到1913年仅上升到101（注：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357页。），耕地面积的增加十分有限；其二，虽然技术传习性质的工艺局所有利于近代手工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原来在传统经济模式中的隐性失业人口在手工业与机器工业的互补中实现了再就业，但无业游民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工业化的高度发展而形成的对劳动力的“拉”力。因此晚清的政府救助行为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十分严重的无业游民问题，但难以从根本上予以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