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

一、 洋务文化与文化嫁接

        所谓洋务文化，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洋务运动基础上形成的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模式，并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特质的新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洋务文化就是近代中国的原生文化。这和将先秦文化视做中国古代的原生文化的道理是大致相同的。但是，洋务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母体新陈代谢的结果，而是中西文化嫁接的产物。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新文化的元点是中西文化不和谐的对接后的再生物。

        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是明末清初的二百年间。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近代的天文、数学、地理、物理、化学乃至绘画艺术等科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较多的传播；中国古典文化的代表如《论语》、《大学》、《中庸》等名著以及一些历史著作也在欧洲扎根，汉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开始进入欧洲的大学讲堂，并对17世纪欧洲的思想启蒙发生了某种影响。这种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伴随着清廷的“禁教”而中断，至于中西文化的嫁接则根本没有提到日程上来。从表面上看，其原因是清廷的闭关自守，但深层次的因素则是没有出现文化嫁接的有效机制。从文化的传播者来看，由于欧洲殖民主义者这时的侵略重点还不在中国，还没有把开拓中国市场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所以来华的传教士的背后只有宗教文化的需求，而没有经济利益和殖民利益的支撑，因而其动力是有限的，其手段也是和平的，更不会采取最野蛮的战争手段强迫对方接受他们的文化。嫁接者的一方在主流上是自然主义占主导。从文化的接收方来看，中国即使不吸收欧洲的新文化，也不会危及国家的生存和社会的安宁，因而也没有必要进行社会经济直至人文环境的变更，这就使外来文化找不到生根的土壤，成了无本之木，难以开花结果。文化的根深藏于社会经济当中，没有社会经济变动的文化交流，，即使规模再大，也不会创造文化的新质，引发文化的流变，产生新的文化形态。就像中国古代的佛教输入一样，虽然规模大，时间久，但因为没有引起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的新变动，顶多只能使佛教文化与儒学融合在一起，而没有产生文化的质变，创造出另一种新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出现的第二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则是另一种样态。一方面，西方列强为了抢占中国市场，不惜发动战争，强迫清政府按他们的愿望行事，文化交流完全是在强迫的情况下不公平地进行的。如果中国拒绝西方文化，殖民主义者就要灭亡中国。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欺压自己的列强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是否吸收西方文化和中国的生死存亡联系在了一起。而在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又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运作的更新。两种异质文化就不知不觉地搅在了一起，首先浮出水面的就是以吸收西方“器物”为中心的洋务文化。这种不平等的文化嫁接，由于有了一定的新的社会经济制度为依托，所以出现了新的近代意义，远非佛教在中国的流传和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可以类比。对此，陈寅恪在纪念王国维逝世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义》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 idea者。……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与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我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衍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世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而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藉之以为寄命之地也。近数十年来，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会经济之制度，以外族之压迫，致剧急之变迁；纲纪之说，无所凭依，不待外来学说之掊击，而已销沉沦丧于不知觉之间，虽有人焉，强聒而力持，亦终归于不可救疗之局。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 !

        这段话有三点特别值得注意：（1）社会的普遍价值和文化抽象，如中国古代社会的纲常义理和理想追求，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所依托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升华出来的文化也不会变；反之亦然。（2）文化的交流和嫁接，如果不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变动，就不会触动固有的文化发生变异，如佛教文化虽然大量传入中国，但没有动摇中国古代文化“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依然故我。（3）清道光以来，由于西方列强的外力压迫，社会经济制度发生了剧烈变化，传统文化的根基渐渐远去，几乎用不着西方文化施压，中国旧文化就不自觉地沉沦下去了，数千年中国文化的变局就是从这里开始的。陈寅恪所论述的这三点，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即社会经济制度决定着文化的风貌，只有影响到社会经济领域变革的文化嫁接，才会出现文化的质变。对照洋务文化的生成过程，和陈寅恪先生的高论完全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