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5)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李喜所 查看：
不过，即使是器物文化，因为其先进，也对中国固有的封建文化以巨大的冲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以经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面对日益扩展的西方文化，特别是感受最为直接的外来入侵的压力和内部社会的尖锐矛盾，也在关注现实和融合西学的过程中艰难地更新。从经世致用，到睁眼看世界 ,再到“师夷之长技”；19世纪70年代前后又逐步衍生为洋务思潮。思想文化方面的层层递进，积累了滋生洋务文化缓慢生长的源流。
乾嘉时期的汉学，以古文经学为指导，集中于考据学，功力深厚，成果卓著，但脱离实际，无法解决在嘉庆末年日益显露的严重的社会问题。于是,今文经学抬头,涌现了一批喜好“微言大义”、一心解决现实实际问题的经世派，并逐步取代古文经学派而占据思想文化界的主流。活跃于道光初年的龚自珍是他们的卓越代表。他大胆揭露社会矛盾，批评当道，呼唤改革，同时就官僚腐败、土地高度集中、水利、漕运、人才选拔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改革方案。虽然基本是书生空议论,没有被当权者采纳，但反映了社会必须变革的大趋势，为思变、求新的务实派提供了思想基础。1841年龚自珍去世后,经历了鸦片战争硝烟的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迅速将关注社会改革和向西方学习结合起来,成为睁眼看世界的先驱者。他们反对坐井观天,夜郎自大,积极“洞悉夷情”，研究西方。他们的基本思路是“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欲制外夷者,必先自悉夷情始”。林则徐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雇人翻译西书，购买相关杂志，和外人交谈，甚至从俘虏那里探测西方社会情况；魏源则一方面了解“夷情”，一方面写作，终于写出了不朽名著《海国图志》。虽然他们的西方知识是很有限的，但开启了研究西方文化的先河，将经世致用和学习西方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中西文化的交汇开通了道路。如果说龚自珍所代表的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为洋务文化的可能发生提供了源头，那么，林则徐等推出的睁眼看世界就是洋务文化的启明星。在这颗启明星的导引下，魏源等人又悟出了“师夷之长技”的道理，为后来“借法自强”的洋务思想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从19世纪40年代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师夷”理论的出现，到 70 年代洋务思想的形成,中间徘徊漫游了近三十年,促进前后思想转化和联接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可以找到很多，但最关键的人物是冯桂芬。冯桂芬早年和林则徐关系密切,并深受林则徐的影响，后投入李鸿章幕府，策划镇压太平天国,力主引进西方的先进武器。其思想经历了从经世致用到“悉夷情”，再到“师夷长技”，最后呼吁办洋务的转化过程。其在1860年前后写成的《校分阝庐抗议》，大体勾勒出了洋务思潮的轮廓。他将“师夷长技”概括为“制洋器”，同时又增加了一些重要内容，如“采西学”、“改科举”、“谋自强”，并提出了“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著名论断。冯桂芬还将其总体思路解释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道”。显然，冯桂芬已经将魏源等人“师夷长技”的思想推向了“办洋务”的更高层次，而且把洋务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已经表达得比较清楚了。这就为19世纪70年代之后洋务思潮的崛起理清了思路。
在风靡全国的洋务思潮中，对洋务文化影响最大的一是“西学源于中国说”；二是“中体西用论”。所谓“西学源于中国，就是说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明古国，西方的那些科技、制度、思想文化都是从中国古代圣人那里搬过去的的；遗憾的是，我们这些圣人的后代却把祖宗创造的好东西给扔掉了，现在只好通过办洋务从西方把我们老祖宗的好东西再学回来。洋务派及其思想理论家基本都持这种观点。李鸿章一再著文，论述中国的“制度文章”、科技水平远出于西人之上，西方的科技如算学、矿学、化学、地学等都是从中国学的。王韬还具体论述了西人如何把中国的天文、数学、造船、制炮、测量、乐器等学到手的，结论是：“中国，天下之宗邦也。不独为文字之始祖，即礼乐制度、天算器艺，无不由中国流传及外”，“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薛福成经常讲：“昔者宇宙尚无制作，中国圣人仰视俯察，而西人渐效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