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3)

        太平天国作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革命，其社会作用是巨大的。从当时的社会实际去观察，太平天国至少和洋务运动的发生有三方面的辩证的联系：（1）太平天国给清廷的专制统治以沉重的打击,搅乱了原有的僵化的统治秩序，使沉淀了数百年乃至两千年的历史惰性发生了动摇，固有的一潭死水激起了新的波澜，巨大的革命风暴迫使人们去重新思考问题，追求新知。如果没有太平天国对传统社会的破坏，新的东西不会从天而降。（2）太平天国在客观上使清廷内部具有变革倾向的经世派官僚地位飙升，取得了更多的权力，为办洋务奠定了基础。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权力膨胀，为所欲为。曾国藩1854年率湘军出省作战的时候，清廷并不想给予其实权，他没有正式的“统兵之旨”，“事权反不如提、镇”。后来，满族将领一蹶不振，只有曾国藩的湘军可以抵御太平军，这才逐步有了实权，1860年官至两江总督，节制江苏、江西、安徽、浙江四省军务，后又调直隶总督，权倾一时。李鸿章也是因镇压太平天国有功而升任江苏巡抚，1865年又署理两江总督，1870年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具体掌管清廷的内政、军事和外交等。如果没有太平天国，曾、李二人绝对不可能从清廷分得如此巨大的权力，所谓“洋务集团”的出现也是不可能的。（3）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曾国藩、李鸿章千方百计购买西方的洋枪、洋炮，并努力仿造。早在1862年，曾国藩就在安庆办起了军械所，按西法“制枪造炮”，同时聚集了一批了解西方先进科技的知识分子，讨论如何将西方的科技引进中国。曾国藩的湘军，尤其是李鸿章的淮军，特别注意以西方的先进武器来装备。通过镇压太平天国，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切实感受到了西方科技的先进，增强了他们办洋务的决心,也初步积累了一点实践经验。

        令人惊奇的是，太平天国对办洋务也十分感兴趣。据《北华捷报》的报道 ，洪秀全“对于引进欧洲的进步事物，诸如铁路、蒸汽机等类事物，极表赞成”。洪仁王 干的《资政新篇》则集中反映了太平天国热心学习西方“长技”的倾向。章王林绍璋喜欢钻研西方的科学技术，家中藏有不少有关“西方文化和科学的附有插图的参考书”。慕王谭绍光在和部下的谈话中经常涉及“欧洲的政治和发明”。李秀成在苏州时对仿造西方武器特别热心，经常向西方传教士讨论如何仿造“外国机器”；直到他被捕之后，还向曾国藩献媚，建议曾国藩多向西方购买“大炮”等先进武器，可见李秀成多么重视“办洋务”。1862年，太平天国曾经建过一个铸造厂，仿造西方枪炮。大量事实说明，在办洋务这一点上，太平天国和曾国藩等人的认识完全一样。先进的武器，或曰先进的科技，会超越党派，超越政治对立，去征服所有民族、国家和人民。办洋务是那时中国无法回避的时代潮流。历史的巧合在于，太平天国的失败使洪秀全失去了这种机会，但却为他的敌人“创造”了认识西方先进技术的条件，同时使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从清廷分得了巨大的权力。太平天国和清政府矛盾双方相对立的运作，意外地使曾国藩等洋务派成了显赫的社会势力，使洋务运动变成了现实。这种新的社会变动，客观上为洋务文化的出现打下了社会基础。

        总之，清政府的“内忧外患”催生了洋务派和洋务运动。洋务运动进行的过程中又涌现了和洋务文化联系最密切的洋务新知识群体。

        形成洋务新知识群体的渠道：一是在办外交和对外经贸的交涉中，涌现出一批了解世界、文化知识结构新颖、思想开放的新型知识分子，如薛福成、张德彝、马建忠等；二是洋务企业中雇佣的各种科技人员，他们有较好的西方科技知识和实践经验，是现代科技扎根中国的始创者，如徐寿、华蘅芳、李善兰等;三是往欧美留学归来的留学生，掌握一定的现代科学知识，思想激进，善于沟通中西文化，詹天佑、严复、刘步蟾是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四是洋务派所办洋学堂所培养出来的洋学生，涉及语言、军事、科技、交通运输、医学、通信、师资等许多方面，很多新思想、新人才都是从这些新学堂产生的；五是和洋务官僚来往密切的名士，或投入洋务官员府中充任出谋划策的谋士，或著文为办洋务大造舆论、逐步成长为一批有影响的洋务思想家或政论家，虽然人数不多，但影响甚大，像王韬、何启、陈炽、郑观应等。以往的论著多把这批人看做洋务思想的批判者，将其归入早期维新派。其实不然。这些人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都是洋务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他们有限度地抨击洋务运动是90年代甲午战争前后的事了。就他们的主流思想来讲，是“借法自强”的洋务思想。总而言之，洋务新知识群体虽然来源的渠道不同 ，和科举制培养出来的传统知识分子相比也属于少数，但是，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文化，“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呼吁社会改革，这就冲破了几千年旧文人无法逾越的藩篱，开辟出一片新的文化天地。他们是洋务文化的主要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