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文化的生成机制(2)
辛亥革命网 2011-05-15 00:00 来源：《河北学刊》 作者：李喜所 查看：
洋务文化的形成伴随着一系列的经济活动，这就是持续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这种经济活动，不仅改变了明末清初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时那种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的尴尬局面，为西方文化的植根中国准备了必要的物质条件，而且使中西文化嫁接变成了可能。洋务运动的纲领是“借法自强”。洋务理论家王韬说得好：“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这里的“法”，就是西方先进的生产力，即枪炮、军舰、海防、工厂企业、航运、铁路、电报电话以及各种科技、商贸往来等等;这里的所谓“自强”，就是通过移植这些新东西，使衰弱的清廷一天天强盛起来。如果从19世纪60年代算起，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三十五年的洋务运动明显分为“求强”、“求富”两个时期：1880年之前的二十年间，主要以军事工业为主，重点在强军，改善国防；1880年后的十五年，除了北洋海军之外，较多的集中在一般的民用工业，侧重点放在了“求富”、积累资金上。之所以有这种变化，是因为李鸿章等洋务派深深感到，难以解决单纯办军事工业带来的资金、技术、市场等一系列问题，试图通过民用工业的兴办来弥补这些缺陷。由此不难看出，西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是一个整，重工业和轻工业是密不可分的联系在一起的，妄图将其割裂开来是根本行不通的。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清政府及那些洋务大员的初衷，不但试图将洋务运动局限于军事的狭小范围之内，更不想波及到教育文化领域。但是，严酷的现实是：没有高水平的民用工业作基础，军事工业是不可能大发展的；没有现代的教育作依托，工商业的高速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洋务派一启动洋务事业，就要和外国人打交道，但没有外语人才，于是1862年就办起了近代最早的外语学堂——同文馆。办军事工业、民用工业、建海军，更需要新的人才，不得已又兴建了各种军事、技术、职业学堂二十多所，同时向欧美派出了近三百名留学生。办学堂一需要师资，二必须有新教材，于是从国外引进师资，大量翻译西书。在教书、译书、从事科技以及各种洋务活动中自然产生了一批新的知识分子群体。这些新知识分子自觉不自觉地要创造新文化。和封建主义相对立的新文化的出现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从广义上讲，从西方引进的机械、大炮、火车、轮船、电信等，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物质文化。这些先进的生产要素运转的过程，又必然带动一系列的社会文化变动，直至引发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所以，洋务派企图将生产力和文化割裂开来的想法是不现实的。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引进不可避免的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起了分解作用，恰是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挖开了封建专制大厦的墙角，带动了封建文化的近代转型。由此可见，洋务文化是洋务派引进西方生产力的必然结果，中西文化的真正对接是以洋务运动为契机的。当然，这种“中国式”的近代文化，既不同于西方文化，也有别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亦洋亦土”，自成体系，是一种嫁接很不完美的畸形文化。这和洋务文化生成的特定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机制是联系在一起的。
二、洋务文化生成的社会机制
洋务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礼崩乐坏”，起伏不定，险象丛生，时人常用的一句话是“几千年未有之一大变局”。动荡的社会动摇了固有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为外来文化的立足提供了一席之地。
促成清政府社会动荡的有两股力量：一是“外患”，即西方列强的侵略战争；二是“内忧”，即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内忧外患”的交织发展，迫使清廷无法按固有的传统的封建模式一成不变地走下去，而有限度地改弦易辙。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天朝的尊严威风扫地，如何应付西方的侵略成了不能不解决的第一难题。十六年后发生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断断续
续打了四年，结果以咸丰帝逃窜热河和火烧圆明园的奇耻大辱而告终。外来的西方“蛮夷”居然占领了清朝的首都北京，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种震撼是刻骨铭心的。清廷朝野上下，一提“庚申之变”（1860年为农历庚申年），无不惊恐万状，暗自悲伤。随着1861年的“祺祥政变”，掌握实权的慈禧太后等人无可奈何地做了政策上的调整：一是被迫满足侵略者的一些要求，维持暂时的“中外和好”；二是引进西方“长技”，首先是购买洋枪洋炮，用于镇压太平天国。办洋务的序幕就是这样拉开的。然而，客观上促成洋务运动发生的另一个“原动力”，或许是更为重要的一种历史机缘，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