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辨析(4)

　　（六）8月会谈

　　日方资料载：8月4日至11日，双方多次会谈。日方称，阿部信行与汪精卫之间正在举行会议，日汪条约尚不存在。中方同意板垣在亲笔函中声明，不将汪蒋合作问题作为停战条件，并称已决定派张群迎接板垣与会。中方表示，不再要求近卫首相发表新的声明，但近卫必须向中方提交亲笔私人函件。铃木同意提交近卫私函，但强调中方必须同时提交蒋介石的私函。13日，中方提出折衷方案：日方须先提交近卫私函，然后中方才提交蒋介石的亲笔答函。铃木对此表示为难，称须到南京请上司裁定。

　　14日，铃木赴南京，向派遣军总司令部汇报：“宋子良其人断定为真”，“张治平为人可靠，与重庆中枢联络确有其事，假设本工作未直接通达蒋委员长，但至少有秘密通达是不难想象之事。”19日，臼井、铃木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主要幕僚一起商定板垣与近卫首相致中方亲笔函的内容，同时完成板垣亲笔函的起草：“关于汪、蒋合作问题，为达成日华之间，特别是中国内部之圆满和平，必要时可能将会提出善意意见。但依据不干涉内政之原则，不作为停战条件之一。”21日，铃木赴东京，向陆军省首脑汇报，并且代近卫首相起草了亲笔函：“半载以来，阁下所派之代表与板垣中将之代表在香港就中日两国间的问题交换意见，已获结果，欣闻阁下近期将与板垣中将会面，余深信此次会谈必能奠定调整两国国交之基础。”22日，东条英机陆相、臼井茂树和铃木卓尔等谒见近卫首相，近卫欣然同意。28日，铃木回到香港，当夜即与26日自重庆归来的章友三会谈。

　　中方资料载：戴笠收到张治平7月26日的汇报后，正拟向蒋介石报告，收到军统南京区8月1日电，声称当地盛传：日军参谋本部臼井大佐来，由犬养健陪见周佛海，周向其亲信杨惺华称，如能实现和平，我与影佐甚至板垣均愿前往，虽有意外，亦所不辞。云云。戴笠当即密令张治平“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其后，戴笠又先后接到张治平的电报，声称：1、板垣续电在香港的铃木，大意谓日本内阁虽经改组，但对中国求和之意如旧，板垣本人已获日皇训令，静候我中央许可，径赴内地，同时保证取消一切伪组织，以之作为求和先决条件。2、铃木最近接东京训令：（甲）近卫决定，可先发一宣言，取消从前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宣言；（乙）由板垣立具亲笔保证书，保证中日议和后，日本决不理会汪伪政权，完全由国民政府处决之，此后日本决不再干预中国内政。铃木称：板垣奉天皇令，向中国最高当局求和，请中方决定地点；为求得信任，日方可立即由近卫亲书保证求和之诚意，转交中国最高当局。8月12日，戴笠将上述情况书面报告蒋介石，请求指示。

　　据《张治平对工作之陈述》称：8月14日，铃木离港飞往南京，同月28日回港，约张治平晤谈，声称今井、臼井将在澳择期会见。会谈中，铃木出示板垣的亲笔保证书及近卫亲笔函件。事后，张治平向戴笠请示“应否接受”，“奉令先探内容具报，暂缓接受”。又据《曾政忠对张治平之考察》称：8月28日铃木卓尔返回香港，催促张治平往阅板垣亲笔保证书，其后即由张缮具报告，交曾政忠由卢沛霖电陈重庆。

　　关于铃木此次返港所谈，军统香港区工作人员叶遇霖在致戴笠“冬电”中有更详细的汇报。该电称：据铃木告，他于8月14日经台湾赴南京，会见板垣征四郎、西尾寿造多次，并曾会见汪精卫。21日至东京。22日，偕陆相东条英机及臼井茂树总参谋谒见近卫首相，并同进午餐，会谈至下午三时半。铃木告诉中方称：此次无论在南京、东京，均竭力要求先毁汪组织，再进而与中国议和，而日本当局方面则担心迄今谈判的中国代表的真实性，更担心“毁汪之后，向何人交账”。会谈决定由板垣出具亲笔保证书。铃木并称：“（汪）为日本政略之工具，可有可无。近因吾人之活动，近卫竟拒绝与汪晤面，阿、汪谈判已暂告搁置。”“（日本）事实上已不支持汪伪组织，在汪伪组织不毁而自灭矣。”但是，铃木也表示：“中日如万一无和平途径可觅，则日本亦只有利用之耳。”铃木出示的板垣保证书为：“为日华国交，尤其为助于中国内部之圆满的和平，或须有关于汪提起善意的意见之场合破坏，该问题基于不干涉中国内政之原则处置之，决不认为停战条件之一，兹为保证之。板垣征四郎。”铃木称，已获得近卫与板垣的授权，还带来近卫首相的亲笔函，要求中国方面转呈蒋介石。

　　上述资料显示：两方叙述虽仍有诸多不同，但为准备长沙会谈，铃木确曾先飞南京，取得板垣的保证书，后又返东京，谒见近卫首相，取得近卫的亲笔函件。

　　通观日中双方留下的资料，可以发现，双方记载有若干相合之处，但是，也存在巨大的差异。其相合处，自然可以确认其真实性；其差异处，就需要进行仔细考辨了。

　　二　军统局对张治平的审查与日方“桐工作”的结束

　　抗战期间，军统局负有收集日方情报的任务。张治平与铃木卓尔在香港开始谈判后，戴笠非常关注，不断向蒋介石汇报，也不断给予张治平指示。当他获知日方代表携带近卫首相的亲笔函及板垣征四郎的保证书到港后，即于9月4日转报蒋介石，请示是否可以接受上述两项文件。然而，两天之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

　　原来，8月下旬板垣征四郎为加强“桐工作”，派和知鹰二少将赴香港。和知不相信铃木所述的可靠性，向时在香港的《大公报》主编张季鸾询问“真相”。张自1938年起，即在香港和日方各色人物联系，刺探消息，供蒋介石决策参考。他从和知处得悉张治平等与铃木谈判的情况后，于9月2日致函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布雷，汇报所得消息，分析日方何以相信张治平、铃木谈判的原因：一是最初之交涉人携有“委员长之委任状”———“研究对日问题咨议”；二是“相信宋子良先生之有力量”；三是“华方交涉人张某、陈某中间曾要求板垣来一信，向华方示阅，而数星期后华方交涉人得到委员长之回信，亦交日方阅看，日方将此信照相带回”。张季鸾指出：“此为板垣相信此事之最大原因。”张函并称：“最后华方又要求近卫须有所表示，故近卫来一信。据称，长沙之会见及岳军先生之赴汉，皆先已商妥者，现在仅余画龙点睛之正式决定而已。”但是，张季鸾判断，所谓委员长亲笔函件及军委会委任状均为“彻底为捏造之故事”，“显系受骗或互欺”。其根据为：“我领袖何以能有回信，此在常识上尽可判断者。”“所称交涉人有委任状，根本即是虚假，中国政府永不会派出有委任状之人找日方接洽。我军事委员会现在亦根本无咨议之官衔。”张季鸾猜测：“此事始终与汪逆、周逆有关。”他要求严查此事，函称：“惟有一点不容忽视者，即有人敢伪造委员长之信件，显为重大犯罪行为，应加以彻查。”9月3日，张季鸾再次致函陈布雷，认为“此案敌人陷于极可笑之失败，但我亦曾受不利之影响。盖因此使敌人看轻，认为易与，同时，使汪、周便于作祟，故必须彻底纠查，目前最须严防者，为再出现委员长复近卫之假信”。他建议：“可令张治平来渝，即禁其离开，而从容询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