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工作”辨析(9)

　　张季鸾要何以之转告和知鹰二的话，有类最后通牒。之所以如此，据张季鸾致陈布雷函，其用意在于：在敌人内部暴露板垣等之欺骗；试验敌国今后究竟如何。此前，日本早已强迫法国封闭滇越铁路，英国也一度宣布封闭滇缅路，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先后受阻，抗战环境愈益艰难。张季鸾认为，形势断不能无条件乐观，个人可以封锁，国家不容封锁，保留与和知的联系线索，有益无损。之所以只允许通信一次，是为了使之“更为严重而有力”。他说：“弟近月颇感敌人求结束战事之心已达顶点。盖如待其南进顺利，稳占安南，并控制缅甸，而美国又不实际干涉，则彼时敌人心理恐又一变，因此现时之对敌工作，恐正为最紧要而有用之时。”关于宋子良，张季鸾建议，应命其迅速出洋，或令其回渝，借以“打破敌人和平攻势”。他提醒陈布雷：“铃木制造之假故事，方日异月新，喧腾于日人内部”，“观铃木造谣之猛烈，则所谓假委状、假信件，恐系铃木所捏造。”

　　尽管张季鸾方面认为谈判仍有必要，但是重庆方面已对谈判失去兴趣，指示将1938年“萧振瀛工作”期间留在香港的文件全部销毁，同时对日方采取决绝态度。张季鸾随即遵令执行，同时指示在港协助自己工作的人员：1、在何以之离港前，使之相信，张季鸾“决非任何意义之代表”，“亦决不做政府代表”，并非“真正受政府委托之人”；2、今后不再与何以之来往，避免交谈，如何以之下次到港，亦不必理会，“务使何某知问题严重，今后无复奔走之余地”。9月27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说：

　　前年以来之悬案一宗，至此完全告一段落。弟此次判断有误。幸行动上未演成错误，一切处理，尚近于明快，此则近年特受委员长之训练，得不至陷于拖泥带水。就弟个人论，诚幸事也。

　　写此函时，张季鸾确实准备将在香港的特殊工作“告一段落”，然而，正当他回渝在即之际，又接到何以之转给他的和知鹰二的密电：“铃木、宋子良工作终止，在东京将开始全面的和平谈判，现元老重臣、陆军、海军及外务省首脑部在协议中，务以大乘的见地，速求东亚全局之和平及繁荣。”电文中，和知表示，将于9月末赴东京，然后携带所决定的《要纲》来澳门，张季鸾可先回重庆，但本人返澳后务求张来澳相晤。和知此电打消了张季鸾“告一段落”的想法，决定另拟策略。

　　张季鸾认为：从日本方面看，“必须企图结束对华之战争”，“求和运动，必继续一时”；而从中国方面看，“（现时）实立足于举足重轻之地位，同时亦到了必须决定长期忍耐封锁之对日战争办法”，因此“希望在最短期内，将敌情、友情俱完全弄清，以便下最后的决定”。9月30日，张季鸾致函陈布雷，建议“在最后决定之前”，努力于“攻心为上”之对敌宣传，其内容为：1、打破日本“战美之自信”；2、打破其联苏之妄想；3、打破其信赖德国之心理。4、鼓吹中国之真正愤怒，并打破中国不肯和及不敢和之推测。张表示，他不期待和知鹰二再来会有何结果，但就取得“高等消息及做宣传”着想，在香港“稍待”还是有用的，“无论如何，我有知悉真正敌情之必要也”。这样，张季鸾就又在香港留了下来。

　　张季鸾在香港的工作一直做到1940年11月。张要求日军全面撤兵，不承认汪伪政权。同月23日，日方表示接受，要求重庆方面派出正式代表。但是，日本当局终于舍不得抛弃豢养的傀儡。30日，日本政府与汪精卫签订《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正式承认汪伪政权，以事实嘲弄了张季鸾，也嘲弄了重庆国民政府。

　　四　考证与辨析

　　史家研究历史，有其局限与幸运。其局限在于，历史已逝，许多资料散失，事实失传；其幸运之处在于，有可能见到当时无法见到的敌对双方、甚至是多方面的资料，从而综合研判，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作出比较真实、合理的分析。

　　根据笔者已掌握的日中双方资料，比勘辨析，可以确定：

　　（一）谈判中出现的蒋介石“委任状”及“备忘录”均是伪件。前文已述，据日方资料记载，谈判中，中方曾展示盖有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中正小印的委任状，其内容为：“兹委派陈超霖、宋子杰、章友三代表研究解决中日两国事宜，此令。中华民国三十九年六月二日。蒋中正。印。”又，在讨论板垣、蒋介石长沙会谈时，中方曾出示蒋介石“亲笔”书写的备忘录。笔者认为，上述两个文件均为伪件。

　　在抗战前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介石就主张不立文字，不落痕迹。在抗战爆发以后的中日秘密谈判中，蒋更加小心翼翼，不肯给日方提供任何文字根据。张治平等与日方会谈，蒋自然不会提供“委任状”、“备忘录”一类凭证。而且，更重要的是，蒋一开始就并不积极支持张治平等人与日方谈判。1940年3月21日蒋介石日记云：“倭寇一面成立汪伪中央政会，宣言三十日成立伪政府，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识者来求和议，其条件一如往昔，以试探我方对汪伪出现之心理，此种恶作剧，去年行之一年，其愚拙卑劣，当以一笑置之。”这里所说的“陌不相识者”即指张治平。当时，蒋还搞不清楚张治平的身份，其后，身份搞清楚了，蒋立即指示戴笠：“如敌方不能先行解决汪逆，则张治平不准再与铃木辈有任何接洽。”5月下旬，戴笠指示张治平：“如敌方不先除汪，中央断难与之言和，今后不可与铃木等涉及中日和平问题。”7月3日，戴笠电张治平云：“同志以站在采取情报之立场与德国通讯社记者之身份，可与铃木见面，但对中日和约问题，万不可有任何意见之表示。”又曾指示，“在不暴露身份之原则下多方探听”。其后，蒋介石的态度越来越严峻。当年5月18日至30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大举轰炸重庆8次。6月6日至8月17日，又轰炸28次。7月2日，蒋介石日记云：“敌又求和，未知其诚伪如何？此时应置不理，以示我不受轰炸之威胁。”8月11日，蒋介石与张季鸾谈话称：“敌乃以板垣亲到长沙，与汪兆铭同来会晤为饵，其儿戏滑稽，实亦大可怜也。”12日，戴笠书面向蒋介石报告张治平与日方多次接触情况，请求指示。次日，蒋介石日记云：“晚，研究敌情，曰：‘敌又托胡鄂公、何世桢、张治平等各别来求见、通问，彼之求和，乃是欺诱行动，益令人可恨，应一概严拒之。’”这应该是蒋介石对戴笠请示的回答。9月初，蒋介石从张季鸾函中得悉张治平向日方提供了自己的“亲笔”文件后，非常生气，日记云：“汪兆铭探子乃捏造凭证诬我，是使我又多一意料不及之经验也。应牢记，以自鉴戒。”9月15日，日机两次空袭位于重庆曾家岩的蒋介石官邸，蒋介石当日日记云：“汪奸派张治平，伪造我中央函件与委状，以欺敌人，敌人信之，以张治平为我中央可靠之路线，用力求和八个月，未得成效，今始觉悟，遂更恼怒，炸我寓所。”以上材料雄辩地说明，张治平与铃木谈判中出示的“委任状”、“备忘录”与蒋介石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