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4)
辛亥革命网 2011-05-01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第44卷第6期 作者：朱英 查看：
尽管商会已领导商人开展了多种政治和社会活动，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但是国民党当时对此却并未予以足够的认识和重视，也没有努力从事动员广大商人参加革命的商民运动。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国民党的解释是：本党只是在1924年改组之后，“党的基础才由留学生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移到民众上面，所以各种民众运动乃应运丛生”。而1926年以前的商民运动之所以成效不显著，则是由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因为当时是第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间，我们的党对商民运动应该怎样进行完全没有决定”，另一方面“因为商民运动在革命的工作上算是一种草创，以前毫没有过去事实可根据”。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央商民部虽然成立，“而实际的工作委实是干不来”。
应该承认，国民党的改组确实使其许多政策都产生了新的变化，包括开始从事民众运动。然而具体就商民运动而言，从根本上看，上述两方面因素在客观上也确有一定影响，但并不能说是主要原因，更重要的还在于国民党当时重视农工运动而忽视商民运动，并且对商会和商人存在着某些偏见，认为商会、商团反对革命，“商民又是落后阶级”。另外，不重视商人的这种现象似乎已形成了一种传统，早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不重视动员工商业者参加革命。直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还多次提到，中国“工商未发达”，资本家没有出世。即使孙中山指的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大垄断资本家，他的这一估计也不完全切合中国的实际。应该说中国的资本家早已出世，只是经济力量不像欧美商人那样强大。而孙中山认为中国根本没有资本家阶级，自然不可能认识到资本家阶级的作用与影响，也就谈不上动员资本家阶级支持和参加革命。国民党改组前夕，有些地区的商人曾向孙中山表达敬意和支持，但也没有引起孙中山等革命领导人的重视。例如1923年初陈炯明被逐孙中山即将重返广州时，上海总商联会的欢送词曾表示：“懿欤孙公，重返粤东。三民主义，贯彻始终。军阀打破，欢声雷同。筹谋统一，责任厥躬。惟我商界，尤望和衷。先生此去，利赖无穷。”这显然是表达了对孙中山的厚望与支持之意，遗憾的是当时并未受到关注。
当时，共产党人似乎比国民党人更重视资产阶级也即商人问题，并说明国民党忽视资产阶级是一大缺陷。陈独秀曾于1923年多次明确指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革命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要改变这种状况，“中国国民党应该一方面容纳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方面也应该提携中立的小资产阶级，引导他们上革命的路，增加革命的势力”。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曾撰文阐明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占居重要地位与影响。他认为国民革命“是国民全体的任务，全国国民中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都同样应该挺身出来担负一部分革命的工作：但因历史的必然和目前事实的指示，商人在国民革命中应该担负的工作较之其他国民所应该担负的工作，尤为迫切而重要”。李大钊更是批评“二次革命”后的国民党“荒废了并且轻蔑了宣传和组织的工夫，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不大看重民众运动的势力，这不能不说是国民党的错误”。要想改变这一状况，“今日的国民党应该挺身出来，找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都]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向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战线”。由此可见，这一时期部分共产党人对商民问题的重视，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超过工人与农民问题，与当时国民党人的认识显然有所不同。
国民党在1926年初举行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实际上也承认由于对商人的认识有误，没有充分重视商民运动的重要作用，因而导致商民运动进展缓慢，成效甚微。国民党中央商民部曾坦率地说：“本党对于商民运动向未重视，故商民运动之进行较农工运动之进行为缓”[6]（p388）：国民党“二大”的党务总报告还曾具体说明：“当第一次大会时（指国民党“一大“——引者），同志对于商人的观念，多以为凡属商人多属不革命、反革命的。后来细心考察，才知中国的商人，实在也分两种。第一种是买办阶级，他们受帝国主义的豢养，诚然是反革命的：但有一种是小商人，他们的生活，也是非常之痛苦，对革命的需要与农工实在一样。因此认识从前革命运动，全不注意到商人，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商人如果不加入革命，将来成功也不易保证。”这进一步表明除了一些客观上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在主观上是否充分认识到商民运动的重要性，直接影响到初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及其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