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与商民运动的兴起(6)
辛亥革命网 2011-05-01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第44卷第6期 作者：朱英 查看：
再次，是倡导建立新的商人团体——商民协会。这可以说是国民党开展商民运动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商民部曾专门向各省党部商民部发布训令：“际此国民革命进程中，各级民众运动均应有相当之进展，落后之商民运动尤不容或缓。现查各省商运异常延缓，殊与本部促进商运之主旨有违。为此，合亟仰令各该省党部商民部，遵照迅即先行组织各县商民协会，一俟该省内有三县以上之商民协会成立时，即照章成立省商民协会筹备处，着手组织商民协会。”随后，商民协会陆续在各地建立起来，有的省份还成立了全省商民协会，成为商民运动不断发展的另一具体反映。
通过采取以上措施，商民运动与以前相比较的确获得了新发展。1927年6月以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名义编辑的《中国国民党商民运动经过》认为：“现在虽然统一导领商民的全国商民协会还正在计划中，但目前既组织的也有五十多万，在过去的事实中，和目前的状况上，我们虽不敢说商民运动是怎样的收效了，但我们也可以说自从本党有了商民运动以后，商民的心理确既大改变了。从在商言商的死习惯，一跃而为参加政治：不但参加政治，而且认明他们的痛苦由来与解除方法，起来组织联合工农朋友集中在同一旗下去奋斗。现在中国的商民，是革命化的商民了。”这样的描述虽然有夸大之嫌，但不可否认当时的情形确实与商民运动初期大不一样。
四、对两个有关问题的补充说明
从上文的论述可知，国民党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此前开展的商民运动乃至整个民众运动的缺陷进行了总结，开始充分意识到开展商民运动的重要性，并通过《商民运动决议案》确立了此后开展商民运动的方略，由此可以说“二大”是促使国民党积极从事商民运动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由于当时仍是国共合作时期，加上国民党“二大”召开的特殊历史背景，以及共产党人在这次会议的全过程中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难免会使人提出这样的疑问：即“二大”制定的从事商民运动的政策与策略，是否真正反映国民党的态度？
无庸讳言，在中国国民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二大”确实是一次非常特殊的会议。当时的共产党人和后来的中国大陆学者对这次大会基本上都给予肯定，认为这次会议“是中国国民党最后一次革命的大会”[13]（p233）。而国民党人及后来的台湾学者则持有不同看法，如陈克华的著作认为“二大”的召开，主要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想“取消西山会议诸人的中委资格及补充新的中央委员，增加汪派和共党分子，加强他们在国民党中央的力量。”“共产党员在这次大会中，占了主要的地位，身为主人的国民党员，反显得是陪客了”。在台湾学者后来撰写的论著中，绝大多数也对国民党二全大会的评价不高，并持相似的观点。有的认为这次大会是共产党操纵的一次会议，有的指出这次大会是对共产党抱有好感的国民党左派掌控的一次大会。即使是不受党派和意识形态影响的外国学者，也认为这次大会在国民党的历史中是独一无二的，“和其它的大会比较，此次大会可说是较为激烈的一次，而且是由汪精卫所支配。⋯⋯在第二届大会中，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甚为活跃：起草决议案、提出报告、发表演说，甚至运用他们的选票影响国民党中央委员的选举和名次”[14]（p347）。
共产党在这次国民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产生的作用与影响的确不容忽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原定邓泽如、林祖涵、林森、毛泽东、谭平山5人，其中的2名国民党人因林森当时不在广州，邓泽如一人势单力薄，实际上主要由林祖涵等3位共产党人负责。在出席大会的256位代表中，共产党员达到了90人，省级以上的共产党干部几乎全数出席。在新当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候补中央监察委员中，共产党员与国民党左派也为数众多，“已足可控制国民党最高党部”。连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及各部部长人选中，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也同样占居多数，以致有“整个国民党中央的领导机构，已悉落入共产份子之手”的说法[15]（p463-474）。这种说法虽有些过于夸张，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对这次大会的影响却确实处处可见。
但是否就可以据此认为在国民党“二大”上通过的包括《商民运动决议案》在内的一系列决议以及制定的相关政策与策略，都仅仅只是代表共产党的主张，而不反映国民党的意愿？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不能轻易地笼统做出回答，而应进行具体的分析。至少就开展商民运动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以及通过的《商民运动决议案》而言，在当时体现了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共同主张。从后来国共两党公开分裂之后国民党仍继续开展商民运动的情况看，甚至还可以说这一政策和策略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整个国民党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