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日移民法案与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演讲(5)

　　四、孙中山态度的变化

　　随着事态的发展，孙中山和国民党对于排日问题的态度逐渐明朗，并开始主动发表意见。5月30日，“孙文氏本日吹学说及三民主义，所入六枚蓄音机，病后不见疲劳，约四十分久吹后，语记者曰：美国大统领之排日法署名，是与亚细亚民族之大同团结以最良之机会。日本宜退而努力亚细亚复兴之事也”①。

　　日本学者大都注意到李烈钧访日与孙中山访日的关系，强调其作为孙中山特使的身份为后者的访日作准备。可是，李烈钧抵达日本已经9月底，而本来这一行动应当在6月中旬就实现。其契机仍然与日本对于排日问题的反应有关。1924年6月15日《台湾日日新报》刊登6月14日东京发出的电报：“广东政府大元帅孙文氏关于排日问题发表同情日本的声明，最近依据作为顾问的山田纯三郎发来的情报，参谋总长李烈钧和军事顾问井上健于15日一同来日，所担负的使命，一则孙文年来希望为亚细亚民族团结作准备，同时希望与参谋本部方面联络。现在阁员中与孙氏保持友谊者以及赞成派遣特使的各方面致电表示欢迎。②”前述5月30日孙中山对记者的讲话，虽然主动谈及排日问题，并没有明确评判，所谓同情日本的声明，迄未发现。不过，孙中山态度的变化，当与6月以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士对亚细亚联盟表示赞成，并且与一些人开始有意反省日本的亚洲政策有关，其中不乏在日本政界颇有影响的孙中山的旧友，背后应当还有通过山田纯三郎等人与日方具体联系的管道。

　　可惜，这时继大偎重信出面组阁的加藤高明是二十一条的祸首，历来将对华关系不利归咎于政府对华政策的软弱，主张强硬立场，反对放弃旅大和修改二十一条[41]。所以7月《广州民国日报》发表署名“雁声”的时评《亚细亚联盟问题》，认为亚细亚联盟固然是好事，但日本小而强，对亚洲诸弱小民族如流球、台湾、高丽，均在吞并之中；对于中国，未曾尽提携之义，欧美列强压迫中国，日本未尝帮助反抗，反与之平分权利，侵占满蒙，以致中国任人宰割。中国地大人多，亚洲同盟无异于中日联盟。日本要以实力保护亚洲民族，促进亚洲全体进步，尤其是获得中国的感情。[42]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在加紧排斥和迫害华侨华工，为此，驻日华侨代表曾向孙中山求援[43]。8月5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天羽英二来访，告诉孙中山日本政府有意改订取缔华工条约[44]。8月9日，国民党发布《本党忠告日本国民书》，抨击日本取缔华工，认为美国排日，施诸不同种不同文之国，日本则专以相同政策施诸同种同文之中国，凌轹同种，豆箕相煎，较异种为尤烈。所唱亚洲人种大团结，别有用心，决无诚意[45]。“中日两国为同文同种，理有团结亲善之精神，其实日本之对中国全无诚意，例如对待中国之劳动者，加以暴民取缔，吾人不能无疑之。日人受美国禁止移民，朝野反对，夫己所不欲，何施于人，愿我亲爱之日本国民一致鞭挞政府，俾有以觉醒之也[46]。”呼吁日本国民把握东亚大势之转机，向政府施压。

　　如果说6月中旬李烈钧等人的赴日计划侧重点还在争取当朝的一面，上述形势显然不利于使命的实现，迁延两个半月，不难理解。即使9月底勉强成行，李烈钧在东京与加藤内阁成员以及其他朝野党政军财界人士的联系，反应也相当冷淡，以至于仅仅10天，李烈钧就打算放弃计划回国[2]（P203～206）。孙中山接电后，开始允其“相机行动”，详细考量后，次日再复电，告以“兄为派驻日本联络彼中朝野之士，为发起亚洲大同盟以抵抗白种之侵略而往，为久驻日本，宣传此旨之任务。今忽有回命之请，想彼政府胆小如鼷，不敢接纳吾人之大亚洲主义。果尔，则兄万不宜自行离日，当久驻而为积极之宣传，必待日本政府有明令下逐①客而后行，方足揭破日本之真面目”。接到孙中山的指令，李烈钧调整了行动方针，他连续向记者公开表示对日本政府和各政党高层的不满，指出日本国民的意志与执政者的意见不免疏隔，未能完全融洽。“率直言之，即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中国则要发扬民众政治。“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并明确指出三国联盟要以中国为中心，“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②。希望30年之内实现这一目标。此后，孙中山至少在公开场合将主要诉求对象转到日本国民方面，这也是他在神户所作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

　　孙中山绕道日本北上，目的之一，是“与彼邦名士接洽，谋根本的提携”③。名士当然不分朝野，因而孙中山在神户鼓吹东洋的王道文化，“有人以为这是孙先生因欲投日本人的嗜好，故选了这个题目”[47]（P11～12）。日本学者注意到日本神户商业会议所方面希望拟定的演讲题目为“大亚细亚问题”，孙中山则宣布为“大亚细亚主义”[48]（P244～258）。其间的差异，随同孙中山访日并担任演讲口译的戴季陶在1925年《改造》（日本）3月号发表的论文《就日本的东洋政策而言》中断然指出：孙中山绝非投日本人所好演讲大亚洲主义，“孙先生全是虑近代的国家的民族的道德的衰沉，慨近代的政治哲学的不大进步，故高唱了东洋古代的政治哲学———尤其是孔孟的政治哲学的真义的”。这篇文章颇有进一步解释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演讲的主旨，尤其是何以要以日本国民为诉求对象的意味。戴在神户滞留数日，亲眼看到日本人对于美国联合舰队演习和英国在新加坡重建军港感到愤慨，而日本以外的亚洲民族对此却吾不关焉。甲午战败，中国对日本并不抱敌忾心，二十一条后，中国国民才认识到不可不绝对地排斥日本。“东方诸国民，至少当以现在把持着组织的制造力和完备的战斗力的日本为中心来团结，倾全力来抵抗英米的对东方政策。”但是因为合并朝鲜、以及对华、对印的错误政策，东方诸国民对于日本已恩断义绝。“日本若不抛弃帝国主义，而且明白地表示愿为东方诸国民之友，那末，东方诸国民之对于日本的信任心不能够生出来，因此自然以日本为中心之东方民族的大同团结是无望的了。”孟子对齐宣王说：“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这寥寥数语，实在道破着国际政策的根本义。今日帝国主义的诸政治学者或经济学者等，万不能理解这种以大国事小国的外交策的渊源的原则。日本取以小事大的智者之道图强，强盛之后，蹂躏小国，失去东方诸国民的人心，导致孤立，所以无法对付英美的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