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精英与辛亥前后的政局(2)

　　由于上层绅商有钱有势，媒体主管不能不仰其鼻息，而以张謇、汤寿潜为代表的立宪派对媒体的重视甚至更早于革命派。早在维新变法之初，他们就积极参与创立学会，兴办报刊，制造舆论，宣传鼓动。到1906年预备立宪公会成立，上海几家影响较大的报刊，如《申报》、《时报》、《东方杂志》，都成为立宪运动的鼓吹者。一些主流媒体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东南上层绅商的喉舌。这些主流媒体又影响了一大批规模较小的报刊，俨然成为社会舆论的导向。而当时的邸报与各省官报发行量与读者面都有很大的局限，并且也非一般市民所喜爱。预备立宪公会还更注意立宪知识的普及，努力出版一些通俗读物向全国发行。如孟昭常撰写的《公民必读》初编，再版至27次，河南一次就订购１万册；其二编广西一次订购10万册，各地商会订购者亦多。孟森、杨廷栋等撰写的普及立宪知识读物，在全国各地也很流行。东南精英已经控制了具有全国影响的主流媒体。大众传媒为东南精英的社会动员增添了助力。

　　《预备立宪公报》、各地商人及其从属团体创办的各种报刊、各地教育会与地方自治团体的机关刊物也都为张謇、汤寿潜等东南精英大造声势。张謇与汤寿潜在这些报刊的热心炒作下，借助东南互保、主持苏浙铁路自办，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公众人物和领袖群伦的“东南人望”。

　　二　集团

　　与实业发展相伴随，江浙出现了相当活跃的工商业巨头，其中如张謇、严信厚、沈云沛、许鼎霖、庞元济、周廷弼、曾铸、祝大椿、朱志尧、叶澄衷等一批人的经济实力更为时人所瞩目，实际占据着经济上的优势。江浙资本家不仅在上海控制了五金、生丝、砂糖、海产、铜锡、铁业、航运、绸缎、药材、银楼等行业，而且对全国许多地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正是这些江浙资本家构成了东南精英的主体。东南精英作为一个集团，是以私谊、经济利益、政治主张等因素所组成的联盟。

　　相似的出身和私谊能产生莫名的亲近感，这种外显的心理因素是维系这一集团的基本纽带。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或企业家，通常被称为绅商或自称为职商，这意味着他们大多已经具备过渡性的双重属性：既不是传统的绅士，也不是纯粹的工商业资本家。他们是绅士，却从事工商实业；他们是资本家却有功名、职衔和特权。①近代由绅而商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据李文治先生的统计表明，从1901到1907年各省创办农牧垦植公司共计22家，能明确创办人身份的有21家，其中，官僚、绅士和商人分别创办5家、8家、8家。官、绅合计占公司总数61.9%。②绅商也是中国早期棉纺织业的主体，在1890-1910年③间创办的厂家有26家，不计张謇两家纱厂外，官、绅合计共有14家，占公司总数的58.3%。他们都与清廷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相同的功名背景也是东南绅商政治集团得以形成的不可忽略的因素。从全国21个咨议局共计选出的1643名议员来看，89.13%具有传统功名，只有10.87%不具功名背景，其中进士4.35%，举人21.27%，贡生28.73%，生员34.78%。在21省63位正副议长中，进士32人，占总数的50.79%，举人19人，30.16%；贡生3人，4.76%；生员4人，6.35%；不具功名者占5人，7.94%。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副议长蒋炳章、仇继恒均为进士，浙江议长陈黻宸、副议长陈明夏、沈钧儒为进士。④

　　建立在经济合作基础上的友谊，则使集团内部人员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比如，许鼎霖曾先后与张謇在徐州开办耀徐玻璃公司、镇江笔铅公司、窑弯赣丰饼油公司、景德镇瓷业公司和上海大达外江轮船公司。⑤同时他也是大生纱厂股东。刘锦藻在沪曾与张謇设立大达轮埠公司。王清穆也曾投资张謇的大生一、二厂。⑥预备立宪公会的列名会董基本都与张謇有过直接的商业交往。就在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前⑦的几个月，张謇还与周廷弼、狄葆贤等人发起过中国图书有限公司。由于经济利益的勾连，他们在政治活动中能荣辱与共。

　　为了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张謇、汤寿潜终生不渝的交谊为例加以补述。

　　张謇与汤寿潜结识于科场蹉跌、贫病交加而子女夭折的光绪十五年（1889），当时都是风华正茂且多经历练的英才，他们的结交显然理性更多于感性。他们之间有太多相近的因素。

　　从出身来看，他们都是出身于较贫穷家庭的农村知识分子，参加过农业劳动，并非不识稼穑的书呆子，而他们的家庭又或多或少与商业有某些联系。从求学动机来看，在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变迁的影响下，他们都从早年的以应试为目的的制艺教育转向经世致用，把读书与匡时救世结合起来。可能正是由于他们的治学并非专注于应试，更不屑于揣摩时文风尚，所以都曾在科举路上多遭蹉跌。他们都非少年得志，平地青云，而是步履艰难，大器晚成。他们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游幕生涯。张謇以协助庆军统帅吴长庆参与朝鲜“壬午之役”并起草《善后六策》而暴得大名。汤寿潜则以辅佐山东巡抚张曜而知名于世。

　　作为高中的举人，他们都具有士林推重的乡绅荣誉。张謇在税制改革与农业改良方面曾小试身手，汤寿潜则以《危言》的撰写、刊行名噪一时，在思想界的影响较张謇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甲午战前，他们所共同关心的已经不再是水利、盐务、赋税、吏治、邦交等局部的改进，而是整个中国的革新，并且都认定实业与教育乃是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