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精英与辛亥前后的政局(5)

　　这一时期，东南精英最大功绩便是倡导了全国范围的国会请愿运动。国会请愿是预备立宪公会、各省咨议局和部分开明地方官员共同发起的。经过各省间的协商，1909年底，江浙等16省50名咨议局代表荟集上海，组成33人的请愿代表团，定名为“咨议局请愿联合会”。此次赴京请愿未能取得任何效果。宣统二年二月，江苏咨议局作为国会请愿组织者，在张謇的主持下，再次作出速开国会的决议。1910年6月，各省咨议局、商会、教育会等10个团体同时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发起第二次请愿运动。入京请愿代表有150余人，在请愿书上签名者则号称有30余万人。清廷再次拒绝提前召开国会，并严辞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渎情”。但立宪派仍未退缩，他们公开宣称“誓死不懈”，并预定在1911年初举行第三次请愿，决心以更大的声势迫使清廷立即召开国会。清廷对请愿运动日益扩大的趋势深感恐慌，谕令民政部与各省督抚立即把国会请愿代表解散并遣送回籍。

　　国会请愿运动表面上好象徒劳无功，但它显示出立宪派不仅代表一种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与较大的政治实力。他们企图在反动与革命之间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道路。这股政治势力原本指望清廷能顺应世情民心，认真执行政体变革以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与法治，从而谋求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可是顽固而愚昧的皇室集团，却以一而再、再而三的冷酷排拒，把这个温和的派别逐步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东南精英走的是一条依靠王公、朝臣、督抚、上层绅商的“上层路线”，他们在君主立宪的总体方面上，有着共同的追求和使命感，他们试图依靠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开辟一条动荡最小、恪守君臣之义的新路。但所剩不多的对清廷的幻想终于因为辛亥革命的迅速爆发而完全破灭。

　　四　合力

　　历史的结局往往是合力作用的结果。20世纪初中国存在着三股政治力量。一是以清廷为核心的顽固守旧势力，他们是既得利益集团，反对任何剧烈的政治变革及其可能导致的权利再分配。二是以立宪派为代表的新兴绅商阶层，他们虽已获得部分既得利益，但却希望通过温和的政治体制变革获取更多的权利，因为旧体制已经严重妨碍他所从事的各种近代企业、事业的发展。三是以革命派为代表的社会中等以下阶层，或可称之为非既得利益集团，其中包括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党人与广大自发反抗的劳苦群众两个部分。

　　革命党人最早接受、服膺、传播民主共和思想，并且不断举行武装起义，以期最终摧毁君主专制制度与建立民主共和国。但他们人数很少，为了向强大的反动政府挑战，必须向社会寻找其他可以合作的力量。因此，革命派支持并参与立宪派主导的某些大规模群众斗争，甚至期望通过这些斗争推进革命形势并扩张自己的力量。立宪派虽然害怕和反对革命，但并未将羽翼尚未丰满的革命党视为对手。他们渲染革命暴烈的恐怖，拟借此威胁清廷让出若干权力。他们抗争的主要对手是清廷中的顽固派。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存在着两种进步思潮，一为民主革命思潮，一为君主立宪思潮。后者之所以堪称进步，不仅是与君主专制相较而言，而且是由于其政治主要也包含民主与法制的内容。这两种思潮都是经由上海而辐射到东南，乃至全国多数省区，在不同程度上都产生了明显的社会动员力量。平心而论，革命派对于上海这个新兴城市的重视并不亚于立宪派，但是从革命党的总体战略部署而言，其对上海与东南的重视却又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直到1911年7月，一部分两湖、江浙籍的同盟会员才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决定集中力量首先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因而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实力与影响便不如立宪派，甚至还要借助他们的势力。

　　革命的胜利理应看作是革命派的胜利。但是，由于革命党本身力量不足和领导落后于形势，他们很难有效地控制时局的发展。为了对抗北洋军队的猛烈进攻，他们不得不与立宪派以及某些旧官僚携手合作，并在夺取局部政权后借重他们的行政经验与某些专业素养。这固然壮大了革命声势，加快了革命前进的步伐，但同时也难以避免合作者的负面影响乃至权利争夺。这样，起初似乎符合革命预期目的的结果便逐渐异化，以至于“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革命派在政治角逐中无可避免地败落。

　　革命与废除君主也不是立宪派的预期结果。企图保持君主而又推行宪政的立宪派，没有想到自己的宣传与实践不仅未能消解革命，反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人民的觉醒与革命的步伐。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不仅使立宪派对于清王朝的幻想陷于破灭，而且也进一步表明体制内的改革之路不通。立宪派害怕革命，可是革命的星星之火偏偏已成燎原之势，而自己却成为革命盛情邀约的嘉宾。包括张、汤在内的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参加革命后的新政府，与其说是投机倒不如说是一种无奈，一种并非心甘情愿的暂时合作。革命派需要借重他们的声望与经验，而他们未尝没有施加影响以制约乃至消弭革命的企图。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立宪派眼见清廷武力扑灭革命无望，便转而赞同民主共和，并且逐步争取主动权。1911年6月，沈缦云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国国民总会，成为同盟会外围组织。起义爆发后，他把李平书、王一亭、叶绍钧、沈恩孚、莫锡纶等工商界的实力人物都拉到革命一方。上海立宪派在实际上控制了新建的军政府的全部民政事务。沪军都督府的财政开支也仰给于江浙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相继创办的中华银行和中华实业银行，也是以沈缦云等上海资本家为主要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