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精英与辛亥前后的政局(4)

　　在抵制美货运动中，东南精英公开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和对立态度，明确指出清廷难脱洋人奴隶的嫌疑，提出：“鼓我之民气”，“结我之民心”，“广开会议，联络全国，可为异日自治自立之基础。”⑥这些都表明此次反帝运动具有新的时代特征，他们已经提出争取政治权利的要求了。而在江浙地区，收回沪宁铁路与沪杭甬铁路权利的斗争，不仅显示东南精英有了更为明确的民族新觉醒，而且表现出对清廷专制的愤懑。随着收回路权斗争的日趋激烈，东南精英引导并借助东南民气与舆论的力量，其社会声望更为迅速提升，成为社会良知与正义的符号，形成极大的社会影响力。革命党人从一开始就支持浙路斗争，并且企图利用风潮推动革命斗争。《云南》杂志与《民呼报》都是具有鲜明革命倾向的报刊，它们高度赞扬汤寿潜、张謇的主张与行动。但是，革命派却未能看到，正是护路矿权利风潮，迅速提升了许多立宪派头面人物的社会声望，以至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成为他们难以应付的竞争对手。

　　东南精英的种种努力与社会活动，使得江浙无论在经济、文化、社会控制等各方面均有极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当庚子年张謇、汤寿潜等东南上层绅商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商东南互保时，一致以为高度中央集权的清王朝，所能独具的无非是虚名，而支撑清廷的梁柱只能是东南。东南的实力和东南人心的趋向，将可决定中国的政局。①这一事例也足说明张謇、汤寿潜等上层绅商具有较强烈的东南意识。1910年，汤寿潜还力主把苏、浙、闽、粤诸省原来分散经营、东鳞西爪、不成片断的已设铁路，协力建“成一大干线”，借以联结贯通，以期形成繁荣殷实的东南经济共同体。②

　　《辛丑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的进程，彻底暴露了清廷的衰败无能。从士大夫中脱颖而出的新式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政治和各类学说的影响，主张以革命手段实现民主共和。绅商上层、开明督抚和驻各国使臣则赞成君主立宪，企盼光绪帝早日复辟，接续未竟的维新变法。东南互保后，清廷时时担忧在南方出现一个新的并得到中外认同的政治中心取而代之。因此，清廷在坚决反对革命的同时，加紧对由少数官僚和大资本家组成的东南绅商上层的拉笼和软化。但这并未缓减张謇等人主张君主立宪的决心。张謇、汤寿潜、赵凤昌等则与两江总督魏光焘、湖广总督张之洞加强联系，为他们反复起草与修改请求清廷实行立宪的奏稿。张謇又与业已绝交20年的袁世凯恢复联系，极力争取这个清末最大实力派的支持。同时，张謇、汤寿潜等组织编译刊印《宪法义解》、《日本宪法》、《日本议会史》等书，分送各方面重要人士，甚至托人秘密送入宫中12本，希望能够对慈禧与光绪有所影响。随后，当奉旨出洋考察宪政的载泽、端方、载鸿慈回到上海时，张謇等又代为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

　　当时风气大开，“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③“立宪二字，又为中国士夫之口头禅。”④清廷因此不得不于1906年夏宣布预备立宪。东南地区的上层绅商立即跟进，于同年12月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又在福建、北京等地设立分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张謇、汤寿潜为副会长。当选董事主要都是江浙地区颇为活跃的上层绅商，此外则是一些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名流文士，如张元济、高梦旦、孟昭常、孟森、杨廷栋等。江浙工商业者以及与工商界关系较深的知识界头面人物，如叶惠钧、王同愈、刘垣、刘树声、沈同芳、狄葆贤等，都是会中的活跃分子。郑孝胥在预备立宪公会成立大会上慷慨陈辞，批驳了中国数千年来家天下的弊政，申述该会宗旨为教育国民，从思想上做好立宪准备。其报告集中反映了东南绅商积极要求参与政治的强烈的民主意识。

　　预备立宪公会不仅是东南地区立宪运动的中心，而且对全国的立宪运动发挥着主导作用。张謇等人与政闻社总务员马良、交际科职员雷奋、狄葆贤私交甚笃，通过他们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政闻社取得联系，并与湖北宪政预备会、湖南宪政公会和广东自治会等关系更为密切。立宪公会俨然成为全国立宪运动的神经中枢。

　　1907年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以此作为正式议院的基础，随后再次谕令各省筹设咨议局并预筹设立州县议事会。张謇与汤寿潜、蒯光典等人于是开始筹设国会和立宪事宜。⑤次年五月，郑孝胥领衔以江浙绅商名义电请召开国会。七月，清廷宣布以九年为预备立宪期限，届时颁行宪法，召开国会。十月，张謇奉旨筹办江苏省咨议局。⑥具体参与筹办江苏省咨议局的是地道的官绅集团。张謇凭藉身份和社会影响，在许鼎霖、熊希龄等人的帮助下，仍能履行总理职责。张謇除主持筹办处外，还成立咨议局调查会与咨议局研究会，促进筹办工作的切实深入地开展。咨议局研究会的参与者多为预备立宪公会会员和地方绅士，人数有230之众。宣统元年八月，咨议局正式开会，张謇当选为会长。①

　　与江苏咨议局成立时间相仿，各省也先后设立咨议局。为了加强各省咨议局的联系，各省决定合组咨议局联合会。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成立，张謇和江苏咨议局凭藉其强大实力，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全国性的龙头。预备立宪公会虽然活动能量很大，但毕竟是民间社团，而咨议局则是奉旨正式成立的民意机关，两者结合起来自然会产生更大的社会动员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