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商业的兴盛与海派文化的形成及发展

        一、近代上海商业的发展与海派文化的形成

        每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文化的形成，除在渊源上与其他文化有着一定的联系外，还与当地的社会群体分布和人文社会环境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也就是说，某一个地区对社会生活有影响的群体，对该地区的文化也必须会产生相应的重要影响。具体就近代上海的情况而言，商人可以说是在社会中最有影响的社会群体，当时的上海也在很大程度上可谓是一种商业社会，因而在近代的上海形成了以商人为轴心、以商业为支柱的特殊社会环境，此种现象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是不曾有过的。这种特殊社会环境造就的文化必然是一种具有特殊风格的文化，固为它对近代上海人的价值体系与文化观念的变化，产生了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影响。而在此影响之下所形成的具有特殊风格的近代上海文化就是海派文化。由此可以说明．近代上海商人虽不能说是海派一词的发明创造者，甚至也不是海派文化最有代表性的直接反映者与传播者，但他们却是海派文化赖以生存的物质载体的创造者。或许可以这样说，如果当时的上海没有出现以商人为轴心、以商业为支柱的新社会环境，就不可能导致上海人价值体系与文化观念的新变化，也不可能形成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同的海派文化。所以，上海商人虽不属于文化人的范畴，但却对海派文化的形成仍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 

        商人在上海社会中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及重要影响，首先是因为开埠之后上海的经济能得到迅速发展，由一个普通县城跃居成为全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最关键的因素在于进出口贸易、国内埠际贸易和商业、金融业空前发达，而不是缘于上海近代工业的兴盛。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以后，上海才初步形成商贸与工业并重的经济格局，那么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初，上海的经济则主要是商业贸易占主导地位。与商业贸易的飞速发展相比较，上海的近代工业在开埠后启动十分缓慢，直到19世纪60年代才真正具有近代意义的工业。当时的上海与现在的香港在许多方面颇为相似，其经济实力主要不是体现在生产领域，而是流通领域，具体说也就是体现于进出口贸易与转口贸易的巨大吞吐量，同时还体现于适应商业贸易发展需要而形成的雄厚金融势力，具有不可替代的金融中心地位。上海最初出现的近代工业企业，也主要是在一些服务于商业贸易的行业之中。1909年上海有82家工业企业，其中纺织、缫丝广即占47家，船厂8家，皮革厂3家。这些企业显然是直接为出口贸易服务的加工业，以及为适应航运需要所创办的近代企业可见，当时上海的工业仍从属商业贸易，未能获得独立的充分发展。 

        近代上海的崛起，更不像其他一些城市主要是依靠政治地位的变化。事实表明，鸦片战争前后上海的政治地位并无明显改变，甚至可以说基本保持不变。毫无疑问，经挤的发展是促使上海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的根本动力。在经济因素中，商业贸易又是更重要、更突出的一大环节。连西方人也能清楚地看出：“这个城市不靠皇帝，也不靠官吏，而只靠它的商业力量逐渐发展起来。其次，商业贸易不仅在近代上海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是推动上海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城，崛起成为中国第一大都市和世界十大城市之一的主要因素。这也使得上海商人在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过程中，成为一支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所有近代化城市才具的先进设施，在清末民初的上海均已不再是梦想，而是看得、摸得着、用得上的现实设施。但这些先进设施，几乎无一是上海地方政府当局投资所办，而是由于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促使上海商人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刨办起来的。成立于1905年的近代上海最早的民间市政管理机构——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也是以商人为主体所组成。在改变旧上海县城落后面貌，以及推行地方自治等方面，总工程局发挥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正是因为商业贸易不仅是近代上海的经济支柱，而且是推动上海城市发展的主要因素，所以商人在上海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发挥了不可缺少的作用。应该看到，上海成为全国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固然有其天然地理因素与外商云集等多方面的影响，但也离不开上海商人苦心经营和辛勤劳作。因此，上海经济的发展与上海面貌的改观，商人之功也不可埋没。 

        上海商人在社会上享有重要地位与显著影响的第三个原因，是其成员为数众多，经济实力非常雄厚。近代上海商业贸易的高度发展，使上海的商号与日俱增，商人在市所占比例，较诸其他城市也高得多。据不完全统计，在上海租界内的商号1865年有88家，到1906年增至3677家。如将华界包括在内，1908年上海已有商号7381家，1909年又增至10528家。这个数字虽然较为具体，但并不十分精确，估计还有许多小商铺未计算在内。另据1935年的调查，上海公共租界中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比例为：工业人口占18.28％，商业人口占16.36％，银行、金融和保险业人口占0.95％。1946年对上海290万就业人口的一项统计表明，从事商业的人口多达57万，占19.76％。在位于商业中心的黄浦区和老闸区，从商人数的比 例更高达45％和44％。

        从上述情况看，近代上海商人的人数较诸其他城市显然更多一些。但是，商人在整个上海的人口中毕竟还未占到大多数，这一点又与其他城市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比例相似。不过，商人在上海不仅是最富有的阶层，而且也是社会影响最大的阶层。在其他一些城市中、社会名流或出自于拥有科举功名的绅士，或是退休回籍的官僚，再就是那些学富五车的著名学者。然而在上海，社会名流却大多出自于商界大享。上海的富商大贾腰缠万贯，长袖善舞，常常在十里洋场呼风唤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他们的势力和影响，这种情况又是在其 他城市中比较少见的。如同当时的上海报刊所说：“夫租界一商场也，治理之权皆在商人，……故租界之中每定一法，行一令，必须得多数商人之许可，而后乃可施行焉。”或许是某种偶然的巧台，晚清时期曾两度出任上海道台这一最高地方行政长官职务的吴健彰，也是一位出身洋行买办的官僚。另外，上海开埠之后，西方国家在早期任命的驻沪领事，有许多也是由洋行的大商人兼任。例如美国、法国、瑞典、挪威、葡萄牙、荷兰、西班牙等国的驻沪领事，都具有领事兼商人的双重身份，以至于有些记载将上海开埠初期称为“商人领事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