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商业的兴盛与海派文化的形成及发展(5)
辛亥革命网 2011-05-08 00:00 来源：《三峡大学学报》 作者：朱英 查看：
然而，商人与商业对海派文化发展虽有负面影响，另一方面也给海派增添了特有恬力。这方面的影响又如同陈旭麓先生所说：“洋场风情大都以商情为转移，出八其间的海派文化反映快，变化多，花样新，远不似京派文化的矜持与凝练，大大地发挥了商的灵活与多样。看来海派与市场结缘，文化与商品交换，不一定全是邪恶，其中也有积极的东西。”就实际情况而言，也确实是如此。正是由于海派文化受商业的影响或者说是与商业的结合，才具有灵活、多变、务实、开放与创新等一系列特点，而这些特点又是一种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能够不断发展的内在动力。海派文化形成之后能获得比较迅速的发展，并在全国产生较大的影响原因就在于此。另还应特别指出的是，海派的特点固然突出表现在通俗与大众化方面，同时还带有某些低级和庸俗的成分，但它的多元与开放性，不仅不排斥高雅和严肃的文化，甚至还为孕育新型高雅严肃文化创造了有利的氛围。有学者认为：“到1933—1934年间，海派文学已发展出鸳鸯蝴蝶振文学、新感觉振文学和左翼文学三大分支 ”这表明海派并不单单是表现于低级通俗或功利庸俗，同时也孕育产生了严肃高雅的文化。
“五四”时期上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便是这方面的例证。从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时期开始，上海即是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集合之地，其中不仅有上海新式学堂培养的许多新型人才，而且包括因上海宽松的文化环境与发达的文化市场，以及租界的特殊保护制度，所吸引的全国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文人学者。当时，被清政府通辑捉拿的维新人士，“视上海为北京政府权力所不能及之地”，大多避往上海的租界。康有为、黄遵宪等人，就是以此得以逃脱清政府的缉捕。具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相对而言在上海较少受到压抑，能够比较充 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上海文化事业的发达，也为其传播宣传新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近代中国的许多新思想与新文化，最初都发源于上海。
一般都认为，《新青年》的创刊揭开了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序幕。该刊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最早即是创办于上海。1903年就曾在上海参与创编《国民日报》的陈独秀应蔡元培之邀前往北京大学任职，《新青年》杂志社因此而迁往北京，但1919年又迁返上海。新 文化运动早期的一批主将，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后来虽集中于北京，但起初却都是在上海汲取了新的文化营养和文化能量。北京之戚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因为上海的蔡元培北上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极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同时邀请上海和各地的一批鼓吹新文化的著名文人学者到北大任职，逐渐打破了北京原有的顽固守旧习俗，使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但“五四”之后，北京政府采取文化高压政策，又使得文人学者纷纷南下上海。特别是1926年北京政府准备通缉50位教授，后又有《京报》主笔邵飘萍遇 害事件发生，再加之政府拖欠国立大学的薪资，大批新文化的中坚力量，遂又回归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上海至此，上海成了名副其实的新文化运动中心。
综上可知，上海商人与商业在各方面对文化事业的直接与间接影响，亦即商与文的紧密结缘与交融，对海派文化的发展变迁产生了复杂的多重效应。它一方面使海派文化具有灵活多变与务实创新等不断发展的活力，另一方面又给海派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些消投影响。因此， 我们在认识和评价海派文化时，对这两方面的影响都应给予充分的重视，不能仅仅只是偏重 于其中的某一个方面，否则就会失之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