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商业的兴盛与海派文化的形成及发展(4)

        在上海，由文化商人创办的报刊、出版机构，数量之多均为其他城市所不及。清末的戊戌、辛亥时期，在上海发行的报刊在数量上即已名列全国之首。就报纸而言，既有《时务报》、《申报》、《新闻报》、《时报》、《中外日报》、《苏报》等较为严肃的报纸，又有为数众多的消闲性 小报，如《游戏报》、《世界繁华报》、《笑报》、《笑林报》、《消闲报》、《春江花月报》、《及时行乐报》等20余种。除政治性较强的少数报纸如《时务报》等，系维新派思想家创办外，其他大多为文化商人创办，那些消闲性的报纸，从名称即可看出其商业和娱乐气息。即使是较为严肃的如《申报》、《时报》、《新闻报》，也系文化商人创办。刊物方面的情况也是 如此。据初步统计 ，从1899年至1911年，全国共有中文期刊224种，除去在国外出版的， 在国内(包括香港)出版的计有165种，其中在上海出版的即达69种，占总数的41.8%。连一些属于其他地方性的刊物，如《湖州白话报》、《安徽白话报》，也在上海出版，这表明上海文化市场的发达，对创办经营报刊者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各种通俗画报在上海的相继出版，是近代上海市民文化兴起的具体表现之一，而这些通俗画报也主要是由文化商人创办，上海最早的画报《小孩月报》诞生于1875年，系在沪洋商所办。1884年《点石斋画报》在上海问世，这是中国人最早创办的画报，也是上海乃至全国最具份量、最有影响的通俗画刊：它以中国线描配以文字解说的形式生动形象地向读者报道各种社会新闻与奇事怪物，介绍古今中外的各种文化常识与风土人情其内容不限于上海，但 以上海为多，不少海派现象在该画报中有所描绘，颇受市民欢迎，常常是“后卷嗣出前卷已空，由后补前”，“市井购观，恣为谭助”，不仅使海派文化以通俗的形式得以广泛传播，其创办者也获利甚丰。继《点石斋画报》之后，上海又有《飞影阁画报》、《图画演说报》、《奇新画报》、《图画日报》等多种通俗画报出版，而且开始使用铜锌版印刷，画面、纸质较前更加精美，也更吸引读者。1926年《良友》画报创刊，成为近代上海发行时间最长，内容最为丰富的综合性画报。 

        在清末民初上海文化商人所创办的图书出版企业，数量之多在全国也名列前茅。据不完全统计，1906年上海租界中就有书局79家，仅英租界不及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即有69家，像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开明书局、文明书局等，在全国都是颇具规模和影响的大型图书出版企业。这些书局作为文化商人创办的私营企业，虽具有浓厚的商业色彩，注重增财赢利， 但同时也出版了，包括各种内容的大量书籍。其中有许多是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涉及史志、 法政、教育、交涉、兵制、农政、矿务、商务、宗教、哲学等各个方面。从《译书经眼录》所列书名及出版地点可以看出，仅1902年到1904年的三年中，在上海翻译出版的西书即达360种，占全国所出西书的三分之二以上。这表明19世纪末的上海，在众多文化商人的苦心经营下，已成为中国西学传播中心。海派文化能够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形成其独有的特点，与此也不无紧密联系。除翻译出版西书，这一时期上海的各个书局还出版了种类繁多的专业性书籍和通俗读物。1905年1月仅在《时报》上刊登广告的各类图书即有300多种，其中初、中级教科书以及白话文读物有80余种。 

        报刊和书籍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体，也是文化发展不可缺少的中介环节。海派文化正是通过为数众多的报刊宣传和书籍出版，既在上海得到进一步的不断发展，为更多的上海人所熟悉和接受，同时又向全国传播，产生广泛的辐射影响。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报刊的发行和书籍的出版，又离不开文化商人的努力。因此，不仅海派文化的形成与上海商人与商业的发展紧密相关，而且它的传播和发展也同样与商人和商业密不可分。 

        近代海派文学的发展也颇为耐人寻味。平心而论，海派文学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应该有其一定的历史地位，以小说为例，晚清时期上海的一批海派作家，即曾创作过许多面向市民大众、拥有广泛社会影响的通俗小说，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活地狱》，吴趼人的《目睹二十年之怪现状》、《痛史》，曾朴的《孽海花》，刘鹗的《老残游记》，都是广为流传、社会反响较大的佳作。《孽海花》于1905年出版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连续再版15次，销量多达5万部。晚清的海派作家，在小说内容题材的创新方面也曾作出过独特的贡献。由其创作的小说门类繁多，风格各异，包括社会小说、政治小说、言情小说、侦探小说、幻想小说、军事小说、教育小说、历史小说、传记小说、武侠小说、滑稽小说、怪诞小说等，其中既有长篇小说，又有袖珍小说，一部分小说形式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出现。从通俗文学的发达程度看，当时的上海已无疑是中国通俗文学的中心。 

        但是，无休止的功利驱动和日益严重的商业化趋向，也曾使近代上海的一批海派作家陷入金钱之中不能自拔，海派文学的发展也被误导至偏离真正文学轨道的歧途不少作品是直接迎 台市井口味的商业化制作，日趋庸俗媚时，模仿重复，粗滥低下。很显然，所谓“恶性海派” 之称的来源，就在于海派文化的过于商品化，这对海派文化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不能忽略的。尤其是与京派相比较，海派的这一缺陷就显得更为突出。因此正像杨东平在其《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所说的那样：“形容京派的是这样一些语词：贵族的、高雅的、严肃的、传统的、学院派（士大夫）、官的；形容海派的是这样一些语词：通俗的、大众的、白相的、功利的、商业化的、摩登的、殖民地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