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商业的兴盛与海派文化的形成及发展(2)

        由于近代上海商业贸易的高度发展，商人社会地位显赫以及社会影响的日趋广泛，使19世纪下半叶至2 0世纪初的整个上海社会都打下了浓厚的商业化烙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上海，是一个以商人为主角的商业化社会，生恬在这种商业化社会环境下的上海人，即使并未经商，也时时刻刻受到商业气息的熏陶。经过长期的耳濡目染，其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也势必会出现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必然是朝着适应商业化社会的趋向发展。于是，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都带有某种商业化的色彩，又进一步使得整个上海的文化发展变异，由此产生一种在许多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所不同的新型文化，这就是所谓的海派文化。在近代的上海，经商是人们晟为羡慕的职业，社会各阶层视之为发财致富的捷径，生活稍有节余者，几乎大都盘算着通过经商而赢利增财。一贫如洗者，也同样做着经商发财梦。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也确实不乏白手起家，最终成为拥 资巨万的商界名流者。叶澄衷、虞治卿、徐润、荣家兄弟等，早先即大都是学徒出身的贫穷少年，后来跻身商场，通过多年的努力和奋斗，成为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头面人物。

        在晚清时期上海的社会舆论中，也普遍出现了重商倾向。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社会，不论是统治者实施的政策，还是在社会上居主导地位的舆论观念，都普遍地趋向于重农抑商。因而商人屡遭贬斥，社会地位极为低贱。“士农工商”这种四民之中商居最末的排列顺序，即反映了长期以来商人在人们心目中所受到的鄙视：但在晚清时期社会日趋商业化的上海， 商人事实上已由四民之末跃居四民之首，成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上海城市迅速走向现代化的一支最重要的群体力量于是，多少年来一以贯之的抑商、轻商习俗，受到社会舆论的一致抨击，代之而起的是一股重商思潮。在当时上海的报刊上，有关论述商业及商人重要作用的文章可谓连篇累牍。有的指出：“中国之政崇本抑末，历代以来皆重农而贱商。……降至今日， 环地球皆为通商之国，终千古皆为通商之局商务之盛衰，即人民贫富之所系；人民之贫富， 即国家强弱之所制又安可漠视商政而不加董理乎? ”。有识之士还分析了中国贫弱、西方国家强盛的原因之一，在于中西商业观念的判然有别。“西方谓商业为和平战争，商业不盛，即国无自致富强之理，东方则谓商业过盛即习为奢侈，不复能保持久远之和平 ”。中国敬臻富强，就必须革除陋习，重商保商“为今之计，惟有保商、护商。自重其商，或藉商人以助国势，未始非补苴之良法。”这一重估商业作用的社会舆论，使商人们经商谋利的行为，同时还具有了促使国家强盛的意义。其影响不仅在于为商业和商人正名，也为更多的人们踊跃投身于商场提供了道义上的支持与鼓励。 

        海派文化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显然也是受近代上海商业化的影响。作为市民文化范畴的海派文化，与精英文化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它是 市民大众为主要对象，将文化变成一种特殊的商品引入市民的消费领域。在许多方面以迎合市民的需要为主旨，其本身也具有浓厚的商业化倾向。“海派”一词之所以起源于上海的绘画和京剧界，而且在最初受到正统人士的讥讽与批评，就是因为上海的绘画和京剧表现出中国传统绘画和京剧所未有的商业化气息。

最早被称为“海上画派”者，是上海以卖画为主的画师和画匠，他们的作品不是用于供达官贵人在闲暇之余欣赏的艺术品，而是地地道道的商品。对其作品好坏的评价，也不是依照传统画坛公认的艺术审美标准，而是以市民大众的情趣与爱好为准绳。因此，他们的绘画作品必然在内容题材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与传统的绘画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在正统国派看来过自然是离经籁道，流于俗浊，故而以带贬义的“海上画派”一词相称。

        晚清上海京剧之得名“海派”京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缘于类似的原因。上海京剧与京派京剧的分流，是为了适应上海文化市场的激烈竞争，在布景设置、剧目题材、表演形式乃至服装道具等方面，断按照市民所喜爱的口味翻新，其目的无非是为了获得市民观众的欢迎，结果使京剧在上海成为市民大众为对象的商品化的通俗艺术，与作为京剧正宗、适应宫廷及贵族口味的京派京剧，明显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于是，带有商业化色彩的上海京剧，也被京派艺人以鄙夷讥诮的口吻称为“海派京剧。

        海派一词在后来上海其他各个领域的广泛使用，也主要都是指那些带有某种商业化倾向的人和现象。例如，人们通常所说上海文人的“海派”风格，即同样是主要体现于其将文章作品作为商品、以文谋利的趋向。在最早出现近代文化市场的上海，也最早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以卖文为生的文人作家，他们的生活依靠自己作品换取的稿酬维持，其题材和内容以及写作风格自然必须适应商业化的需要。20世纪30年代在文坛发生的“京海之争”曾轰动一时，激起这场争论的京派代表沈从文，即将“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作为对上海海派文人的定义，后又进一步引申为“投机取巧”和“见风使舵”等不良风气。这场争论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它很快突破小说乃至文学领域而扩展到讨论文人习气与文化作风，并且吸引 了许多著名文人学者参与了争论。大多数文人学者都肯定商业化气息是海派的最大特征。徐懋庸对沈从文的海派定义虽有不同看法但也对海派文人的商业化特征未加否定。他指出：“文坛上倘真 有‘海派’与‘京派’之别，那么我认为商业竞卖是前者的特征，名士才情却是后者的特征。”曾分别在上海和北京都生活过多年的鲁迅，以相对超然的态度分析了两地不同的社会环境对文人的不同影响他在《“京派”与“海派”》一文中指出：“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在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亦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己。”应该说，鲁迅的分析是比较公允的，他揭示了上海与北京两个城市社会环境的差异，以及各自对两地文人劣习的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