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圈”刍议(2)
辛亥革命网 2011-04-21 00:00 来源：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文化圈可从地理、民族、语文、宗教、民俗等多种角度加以划分。上述“东亚文化圈”，以地理属性得名，其范围约指东亚大陆及周边半岛和岛屿，大致包括今天的中国、朝鲜、韩国、日本、越南、新加坡。从体质人类学看，这一区域居民同属蒙古人种；从文化人类学看，这一区域居民的文化共相是：汉字、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以及中国式生产技术、生活习俗（较早进入定居农耕生活，形成“粟麦—稻作文化圈”，又由此形成种种习俗，如使用筷子，故有“筷子文化圈”之称）等。这一以中国大陆为主体，以中印半岛东侧、朝鲜半岛为两翼，日本列岛等地为外缘的文化圈，从泛宗教视角可称之“儒教文化圈”、“华化佛教文化圈”。而汉字千百年间在这一广袤地域是通用的官方文字和国际文字，中国式农业及手工业技艺、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均由汉字记述与传播，它们共同组成以汉字为信息载体的“汉字文化”。所以，这一区间最传神的称号是“汉字文化圈”。诚如饶宗颐所说“造成中华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2（P174）
“汉字文化圈”包括使用汉字或曾经使用汉字，并承袭汉字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国家。这些东亚民族及国家并无共同语言，除中国大陆及台湾的汉人、新加坡等东南亚华人是以汉语为母语外（其间又存在差异甚大的种种方言），其它如中国的若干少数民族及越南人、朝鲜人、日本人等，都各有语言，却曾经或至今仍在使用汉字或汉字型文字，并且长时期以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等汉字文化要素作为自己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能读写汉字，根据汉字的书写格式和文法进行思想文化交流。例如中国人与日本人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可用汉字、汉文进行“笔语”，达成一定程度的沟通。清初赴日的中国学者朱舜水（1600—1682）便以此法向日本弟子德川光国、安东省庵、安积觉等授业《朱舜水集》中收录“笔语”若干则，即为其记录。笔者1998—2001年在日本讲学期间，也有与日本友人“笔语”的多次经历。语言相异而文字相通是表意文字的汉字使用范围内所特有的现象。
汉字文化圈的存在是一个垂之久远的历史事实，但这一概念并非在汉字的发祥地中国提出，而是日本学者率先使用的，这正如同“丝绸之路”从汉唐长安发端，又以丝绸这一汉地物产为标志性传输商品，而术语“丝路”并非中国人拟定，却由德国地理学家、东方学家李希霍芬男爵（FerdinandvonRichenoden1833—1905）创制，首见于李希霍芬19世纪70年代始撰，逝世后方全部出版的五卷本《中国亲程旅行记》。
20世纪中叶，日本人已提出“汉字文化圈”概念，昭和38年（1963平凡社出版的河野六郎执笔的《日本语の历史》多次出现此一短语，其第三章更是专门讨论“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及演变。语言学家藤堂明保（1915—1985）昭和46年（1971）在光生馆出版的《汉字とその文化圈》，系统阐述“汉字文化圈”的内涵，探讨汉字文化圈的形成及发展历史，对这个概念予以学术界定。在此前后（昭和45—49年），日本的《历史教育》、《朝日亚洲》等刊物连续发表讨论“汉字文化圈”的文章。1974年美国汉学家开始使用“汉字文化圈”一语。1981年，日本语言学家铃木修次在中央公论社出版的《日本汉语と中国———汉字文化圈の近代化》中论及汉字文化圈在近代的演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周有光、陈原等中国语言学家也采用此一概念。现在“汉字文化圈”已成为通用短语。1985年，法国汉学家汪德迈（LeonVandermeersch1928—）在中国出版《新汉文化圈》一书。该书所说“汉文化圈”，相当于“汉字文化圈”。汪德迈认为，此一文化圈的特点是：
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一撒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3（P1）
1988年，日本语言学家野村雅昭给“汉字文化圈”下定义：
在东亚位置上，由于中国的政治、文化影响，形成过去使用汉字，或现在仍然使用汉字的地域，总称为“汉字文化圈”。4（P219）
以汉字这一东亚地区各国共有的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其历史、现状及未来走势，已经成为中外人士竞相研究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