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新进展(3)

　　（二）关于革命思潮和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时期的“排满”，既是当时一个重要的革命思潮，又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为它涉及辛亥时期的民族主义问题。如何认识革命党人提出的“排满”口号，历来多有争议，国外有人把“排满”归结为种族复仇主义，把反满斗争看作是所谓“国内民族革命”，或者是“中国人反对‘非中国人’的运动”。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有人对此表示了反对，指出辛亥革命中的反满斗争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参见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满问题》，载《历史研究》，1961（5）。）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学者对“排满”的进步内涵和政治文化方面的弱点分别进行过剖析。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对此问题的认识又有所深化，认为古老的“排满”旗帜在增添了民族、民权主义的时代色彩后，才能够吸引愈来愈多的随从者，掀起一次史无前例的革命运动；尽管许多“革命排满”宣传侧重于情绪煽动，但革命党人并没有忘记时时提醒理性诉求；“排满”固然曾经充当了革命的手段，但也不是没有负面效应，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被其他民族衍变为“排汉”。（参见章开沅：《“排满”平议———对辛亥前后民族主义的再认识》，载《章开沅学术论著选》，第252—279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章开沅教授还以“排满”宣传为个案，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社会动员之得失，为人们进行社会动员提供了若干有益的历史经验，也为我们研究“排满”问题增添了一个新的视角。（参见章开沅：《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以“排满”宣传为实例》，载《社会科学研究》，1996（5）。

　　关于武昌起义取得胜利的原因，史学界以前作过多角度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有些论者又从一些新的角度，如从湖北舆论导向的角度、从湖北武汉地区经济近代化的角度分别探讨了武昌首义胜利的原因。更有论者从心理学角度加以分析，认为武昌起义一举成功，敌对双方的领导者的意志、气质等个性心理特征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具体地说，就是与湖广总督瑞　、统制张彪的弃城、黎元洪出任都督以及黄兴担任战时总司令有着密切关系。此外，帝国主义的“中立”态度和革命党人、清朝统治者对这种“中立”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情感倾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参见胡波：《武昌起义胜利原因新探》，载《广东社会科学》，1990（3）。）有的论者则认为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弃世、不足三岁的溥仪继位、摄政王载沣昏庸无能三大因素构成了亡清的历史契机，而湖北革命党人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参见梁华平：《论亡清的历史契机与武昌起义》，载《学习与实践》，1991（10）。）还有的论者认为武昌有着聚人、接济、进取三个方面的地利，这些地利保证了一夜之间攻占武昌，赢得了时间。（参见王兴科：《试论武昌首义的地利》，载《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第424—440页，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

　　加强辛亥革命时期各省军政府的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深化对辛亥革命性质的认识。有的论者根据新发掘的报刊史料，对广东军政府作了较全面深入的考察，从它三权分立的机构组织、它的内外政策和它为建立民主共和制度所从事的实践活动等方面，论证它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地方民主共和政权，并从一个侧面说明辛亥革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具有完全意义的一次民主革命运动。（参见周兴梁：《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广东军政府》，载《历史研究》，1993（3）。）但以前清巡抚程德全光复江苏出任苏督而建立的江苏政权，有论者却认为由于革命派等进步势力所占比例很小，而旧官僚控制的政权机构在实际施政中也多数是“穿新鞋，走老路”，该政权不具备革命性。（参见张訒：《辛亥光复后的江苏政权不具备革命性》，载《近代史研究》，1996（5）。

　　（三）关于辛亥时期的思想文化

　　在20世纪最后的十年中，研究者们对辛亥前后的思想、文化、教育等问题探讨的比较热烈，研究面涉及政治思想与伦理思想、国情观与国民性改造、文化传播与社会变迁、教育改革与新式学生以及史学革命、文学革命等课题。有些论者谈到了不同时期思想文化上的历史联系，或认为戊戌维新时期报刊流行，教育改革，冲击了封建传统，促使知识分子思想解放，在思想文化方面对辛亥革命产生了积极影响。（参见汤志钧：《戊戌辛亥间文化思想与政治》，载《史林》，1998（2）。）或认为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继承了戊戌新文化思潮，有所批判，有所继承，推进了资产阶级新文化向前发展，而辛亥革命后进一步发展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最高潮。（参见龚书铎：《辛亥文化革新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5）。）伦理思想既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新课题，也是辛亥革命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20世纪90年代初有文章对政治革命与伦理思想的关系作了阐释，并系统地论述了辛亥革命时期伦理思想的得与失，指出政治革命需要伦理思想的变动，完全株守传统道德，不可能达到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目的；而全盘照搬西方的伦理学说，袭用西方的价值观，既和中国国情不合，也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参见张岂之：《辛亥革命时期伦理思想的新课题》，载《天津社会科学》，19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