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辛亥革命研究新进展(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2 00:00 来源：教学与研究 2001 年第10 期 作者：严昌洪 查看：
过去有不少学者注意到辛亥革命时期的报刊与革命运动的关系，但将其放到社会变迁中去认识它的作用的文章却比较少见。有论者探讨了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并指出清末民初中国的大众传播业迅速发展，并呈现出鲜明的民间化态势。作为经济与政治的中介环节，这不仅促成了政体形式由帝制向共和制剧变，而且引起整个社会结构的连锁反应。（参见桑兵：《清末民初传播业的民间化与社会变迁》，载《近代史研究》，1991（6）。）
（四）关于民国初年政局
武昌起义以后，围绕筹组中央临时政府发生了争议，是由孙中山或者黄兴，还是由袁世凯出任大总统，革命阵营内部意见不一致，并导致筹建政府时出现曲折复杂的过程。有的论者通过对革命党人认识上和组织上的弱点的论述，来说明他们缺少为革命而掌权的强烈意识，随着革命的胜利，一些人日渐膨胀起来的个人权欲，也明显地影响到他们对革命政权的建立和掌握。（参见胡绳武：《武昌起义后筹组中央临时政府的议争》，载《北京社会科学》，1991（3）。）有的论者从对同盟会内部关于未来的种种不同社会政治方案的分析入手，探讨了蕴涵在其中的历史教训，同样指出革命胜利后，许多革命党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对他们的思想主张也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参见金冲及：《民初同盟会人的几种社会政治方案》，载《历史研究》，1991（1）。
在筹组中央政府组织形式上各派政治势力也展开了激烈斗争。先是革命派及温和立宪派与袁世凯集团围绕内阁制与总统制进行斗争，后来在内阁制政府确立后，又出现围绕政党内阁形式与非政党内阁形式的斗争，论者认为这场斗争是民初各派政治势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争夺国家政权的具体体现，它反映了民初政局的变幻和斗争的复杂。（参见姚琦：《民初的中央政府组织形式之争》，载《历史档案》，1995（2）。）围绕制宪也有斗争。以国民党为代表的民主派希望制定一部宪法来限制袁世凯的独裁野心，巩固辛亥革命的成果，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派则千方百计地加以抵制。有论者认为虽然这场制宪之争的实质是民主与专制、独裁与反独裁的斗争，关系到国家政权掌握在谁手中的根本问题，但由于它以国民党人的失败而告终，便提供了一个教训，即国民党不以革命武装去捍卫新生的共和政权，而致力于议会斗争，希望限制大买办大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巩固共和制度，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参见张继学：《民国初年的制宪之争》，载《近代史研究》，1994（2）。）有的学者从政治结构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上分析了民初政治结构改革不能成功的原因，指出：任何一种政治结构，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政治文化，或者说，没有相应的政治文化，政治结构就不能稳定和顺利发展。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共和代议制度和袁世凯的君主立宪制度先后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政治结构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的支持。（参见张亦工：《民国初年政治结构与文化初探》，载《天津社会科学》，1993（5）。）
关于政党政治、议会斗争，论者从政治文化的角度分析其成败得失。有论者认为，民初政党成员多不具备西方政党运作所需的理性认识，在实际政治斗争中很难将政党精英和知识精英的政党政治理想付诸实现，也是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之一。（参见孙宏云：《再析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载《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1）。）有的论者分析了辛亥革命后“多党政治”的双重性，认为既是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近代中国的一次尝试，对于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确实起了积极的抵制作用，但又显示了当时社会和政坛的混乱，使内阁频繁更替，府院斗争激烈，产生了许多消极后果。（参见徐立亭：《辛亥革命与“多党政治”》，载《史学集刊》，1993（2）。）有论者认为民初议会在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上的积极意义在于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的首次尝试，并指出当时议会政治夭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专制政治的根深蒂固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孱弱，使国会议员成分复杂，资产阶级民主派力量不足，社会基础薄弱，无力与封建阶级代表较量。（参见姬丽萍：《民初议会夭折的原因及其积极意义》，载《民国档案》，19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