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转型(2)

　　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宪法。它明确规定中国采行“君主立宪政体”，规定“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至于“君上大权”的规定，在二元制君主立宪国家中，“从法律角度说，是符合君主立宪的政治原则的。”[4]（P295）1911年5月8日宣布成立的责任内阁，虽因阁员的人事安排大大冲淡了其革新色彩，但就其精神与原则来说，也是大体符合君主立宪国家政体的。可以说，清政府通过新政改革，使国家政权在机构设置和运转方式上都有飞跃式变化，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体制转型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清末新政促进了中国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向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迫于“库储一空如洗”的财政困境，清政府开始对经济政策进行改革，奖励发展实业。1903年7月，在清朝中央成立商部，表明政府对实业的重视。商部先后颁行《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文件。这些法律条文尽管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在实施中也未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但它却为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活动提供了某些法律上的依据。重要的是通过明文法的形式，使得公司制这种现代企业的经营方式得以初步确立。如《公司律》规定：“凡凑集资本共营贸易者，名为公司”，“凡设立公司，赴商部注册者”即为合法。[5]（P5574）相对于洋务企业的官办或官督商办等形式，公司制无疑是近代意义上的企业运行组织。清政府还对民办企业实行奖励政策，“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立经营，或集合公司，确有成效者，即予从优奖励。”[5]（P5725）从而为民办企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新政期间，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新设厂矿的热潮。仅1905年至1910年间，资本在万元以上者就有20家，共拥有资本7525.5万元。[6]（P245）由上可见，清末新政在客观上促进中国社会经济主体、经济运行体制的近代转型。

　　第三，随着政治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初步转型，清末社会的思想文化、价值观念等也开始发生一定变化。支撑中国传统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思想基础是以“三纲八条目”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清朝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竭力维护封建的“道”和“本”，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废科举等教育改革，目的也是想造就“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之人。[6]（P253）

　　由于科举制的废除，新学堂的举办及青年学生的出洋留学，使一批区别于传统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出现。他们把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介绍到中国，促进了民族观念的更新和新旧势力间的思想分野，对于思想文化的近代转型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当然，由于各种主客观因素所限，这场改革并不彻底，改革的成败也因旧人办新政而大打折扣。但时隔近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用全面而又理性的态度客观地看待这一动态的历史过程，就不得不承认1901年至1911年间的新政改革，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组成因素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重要十年。

　　二、动态历史过程的辩证分析

　　中国史学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严重受到政治形势的干扰，片面强调阶级斗争，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判往往以家庭出身、阶级地位、政治派别的历史成见简而化之。对清末新政的历史评判也曾受到这种贴标签的简单化研究风气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学术界对清末新政所带来的近代社会转型采取不承认主义甚至批判态度的做法已经不合时宜，但有些学者在此问题上的态度似乎又有些“矫枉过正”。例如，为辛亥革命中断清末新政感到惋惜，并因而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加以否定，认为“辛亥革命给社会造成的破坏大于建设”，“打倒了皇帝，又没有创造出新权威”，因而“延缓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进程。”[7]有的学者公开提出“辛亥革命是搞糟了”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一定影响，也有学者著文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这些一反传统定论的观点，值得我们深思。但我们以为，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考察，都应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尤其是20世纪初中国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我们应把它放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评价。不能因其中断了清末新政，而新政又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转型，就依靠简单的逻辑推理而对辛亥革命大加责难。其实，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视角，我们发现，辛亥革命中断了清末新政，却并未中断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

　　辛亥革命从酝酿到爆发，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酝酿与整个清末新政相伴随，因此必然会对新政产生较大影响，甚至可以认为清末新政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压力下而发生的。这也表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历史逻。从这个角度讲，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末新政因于清廷内外交困的统治危机，可以说是在立宪运动和革命运动的软硬夹击下启动并逐步深化的。有足够的历史资料证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各类活动对清末新政的实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轰动一时的戊戌变法运动的夭折，谭嗣同等六君子的鲜血终于使孙中山等一批有识之士醒悟过来，他们对清廷彻底绝望，义无反顾地走上以武装革命推翻清王朝的道路。这是众所周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