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3)

　　据《中国战时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统计，战时中国被劫被毁之公私文物包括书籍、字画、碑帖、古物、古迹、艺术品、仪器、标本、地图、杂件等等，合计为3607074件、741处、1870箱，估价达9885546元。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上述资料所列出的损失数字远远不是全部。据1945年8月31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李济呈文所附《我国历年被日本掠夺文物清册》记载，日本公开收藏从中国掠夺来文物的公私机关有东京帝室博物馆、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等63家，私人收藏者所藏中国文物不可计数。据中国文物学会的统计，我国流失文物上百万件，属于精品的达几十万件，而目前日本仍是中国流失文物最大的收藏国之一。

　　3.对图书的毁坏与掠夺是日本对华文化劫掠的重中之重。从孤本、善本到新近出版的各种版本的图书，从政治、经济到历史、文化等方面内容的图书都在日军搜索之列。据中华图书馆协会统计，1936年全国有各类图书馆1576所，其中包括社会教育所附设的小图书馆，但是到1946年已减少到831所。对中国战时损失图书数量推断各有不同，1939年杨家骆提出，“我国著作有名数可稽者约400万卷，存于今者不及其半”，“战区图书馆之损失……数十倍于历代散亡之率。”[11]韩启桐在1946年指出：“中国各类图书馆所损失的图书在1500万册以上，内中含有不少稀珍古籍。”[12]（P57）同年，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统计，从“七·七事变”起，东南各省图书馆损失书刊在1000万册以上。[13]（P110、184、141）而今人农伟雄、关健文推测，战前中国图书馆的馆藏量估计在2500万册左右，经日军狂轰滥炸、劫夺焚烧后损失六成，总数不在1500万册以下。[14]上述仅是公共藏书，而私人藏书损失数量虽巨却无从统计。

　　4.日本对华文化侵略重点之三就是有计划的摧毁中国的教育、文化和学术机关。各级各类学校、书店、研究院所、博物馆、图书馆、书局等等屡屡成为日机轰炸目标。1940年5月，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复旦大学校长吴南轩，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联名揭露日军暴行：“自五月二十一日以还，敌每日动辄以百余架以上之轰炸机，狂炸此间各大中学、医院、住宅区，以及其他绝无军事目标之区域，徒使无辜男女与青年学子体解肢离，血肉狼藉，多数校舍课室，尽夷为瓦砾之场，凡此惨目惊心之现象，实暴露日人惨无人道之暴行……盖敌欲摧残文化之蓄意，使我后死者刻骨铭心，恻恒无已也。”[15]堪称中国近代出版业巨擘的商务印书馆，被日军轰炸、焚毁、查封的分支馆和印刷工厂达33家，[16]被日军掳走的书籍、“征用”的原材料无法精确统计。其他如正中书局、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等等，亦损失惨重，无法一一列举。

　　据韩启桐估计，到1943年全国文教机构损失情况如下：在全国专科以上高等院校中，国立26所院校损失35970千元。省立20所院校损失7700千元。私立43所院校损失31080千元。总上89所院校，合共损失74750千元；抗战6年沦陷区中等学校总约1450所，损失约为118900千元，再加上后方被炸损失，合共损失不低于150000千元；沦陷区小学校数约计100000处，损失额为181000千元，共损失约计200000千元；社会教育机关包含一切短期民众学校、教养院、体育场、公园、古物保存所、博物院、图书馆等，损失更难计算，仅以普通财产为限，图书、古物等项损失不在此列，沦陷区损失共约93500千元，加入后方损失，总计损失534750千元。[12]（P57）韩氏估计虽颇为客观，但仅至1943年，当时战争尚未结束，各方面资料难以收集，难免有所疏漏。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对全国公私学校、教育机关等之损失加以调查，得出结果：全国教育文化事业损失总计966023.490千元。[10]（P166）由于种种原因，此一数据亦只能算是“最低数字”。

　　三、日本在华实行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

　　1.强化美化侵略宣传。侵华期间，日本出现了很多支持政府侵略扩张的侵略理论，其中对华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东亚联盟论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石原莞尔的《东亚联盟建设纲要》和《昭和维新论》等文章为标志，成为一种系统的侵略理论。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第一，以东方的“王道主义”，来反对西方的“霸道主义”；第二，结成东亚联盟的条件有：“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后来又加上了一条“文化沟通”。[17]实质是要东亚各国打开国门，任其侵略、剥削。“大东亚共荣圈”一词也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1941年，外相松冈洋右阐述：“这个大东亚共荣圈与过去被称为东亚新秩序乃至东亚安定圈是同样的，它包括荷属印度尼西亚、法属印度支那、日满华是其一环。”[18]使之成为日本国策，企图将东亚民族绑上其侵略扩张的战车成为其大后方。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扩张至包括澳洲在内的整个南洋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