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日本对华文化侵略述论(4)
辛亥革命网 2011-04-26 00:00 来源：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严昌洪，黎霞 查看：
2.控制传播媒介。一方面，日军自办、扶植各类媒体，占领宣传阵地。据统计，“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中国19省创办汉奸或亲日报纸，约139种，最多时达600-900种。[19]（P553）各日军集团均有专门的报道宣传机构，或机关报，《迅报》就是华南日军司令部的机关报。1944年9月，日本授意成立中国新闻协会，除华北政务委员会所辖各报社外，计有华籍报社45家，日籍在华报社11家参加。电影方面，日本先后扶植建立了长春“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北京“华北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中华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等，垄断了东北、华北和汪伪政权控制区的电影制作和发行。这些电影公司不得不听从日军号令，在不同程度上为日本侵华服务。日军还开办广播电台，如伪满洲国的“新京放送局”，北平伪临时政府的“中央广播电台”，上海的“大上海广播电台”，南京的“南京广播电台”（后汪伪将其改称为“中央广播电台”）等约50多座广播电台。
另一方面，严格推行审查制度，实行文化专制。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即接收了原南京国民政府上海新闻检查所，规定上海地区的新闻检查“归日军报道部管辖”。各伪政府成立后，沦陷区各新闻媒体的控制即假手于各伪政权，包括新闻审查、电影审查、出版业审查，及对文艺界的控制等。1941年底，日军进驻上海租界，特派员到上海新闻检查所协助检查，并拟定“新闻通讯应行注意事项”，规定凡日军不允许报道之事一律不得予以报道。对一切不利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电影题材、内容及表现手法，日军坚决给予删改或停映。如电影《天涯歌女》中歌词“唱不得白山黑水徒伤心”即被删。出版物则规定不得登载“违反国策”的内容。上海最大的出版机关“新书业公会”被取缔，该会所属之商务、中华、大东、世界、生活、开明、光明等书局书店均遭检查。对于文艺界，日本侵略者一方面限制进步文艺，一方面扶植汉奸剧团，编审“和平建国”样板戏巡回演出。并培养汉奸音乐人，编写以“东亚联盟”、“反共清乡”等为主题的歌曲，供各地学生、伪军咏唱。而包括《义勇军进行曲》在内的200多首抗日救亡歌曲被禁演禁唱。在日伪的严厉控制下，美术、摄影等艺术部门也是一片沉寂，所有反映抗日爱国题材的作品均被严加取缔。
3.推行奴化教育。首先，在日本军国主义授意下各沦陷区均定有奴化教育方针，其用词虽有不同，但主要内容无外乎“铲除狭隘之排外思想”[20]（P334）、“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始基”、“根绝容共思想”、“亲仁善邻”[21]等等。在此种教育方针指导下，各沦陷区全面推行了奴化教育。
其次，对沦陷区教材进行篡改和删减，凡含有民族国家意识，或足以引起民族国家仇恨的内容，一律加以删改。国语、史地、社会、公民等教科书中有关国耻史料、不平等条约、“九·一八”、三民主义等内容都完全被删掉。各师范学院原来的教育课本一律禁用，伪教育部于1941年上半年编制成“新教育课本”供各校使用。有的地方甚至禁止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代之以“东亚和平”、“中日亲善”等内容。
再次，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全力推行日语，要求将日语列为必修课，日语考试不及格者不得升级、不准毕业。在河南省，强制教职员入夜校学习日语，并以之为晋级加薪的重要条件。日语教员都是经过日本“大东亚省”审查后，再由当地日本特务机关分派来的日本人，实际负责对学校的监视和控制。日语教材统一使用日本东亚同文院编纂的日语教科书，主要宣传“大东亚新秩序”、“爱护皇军”、“东亚共荣”、“日汪提携”等等内容。甚至将伪“满洲国”当作一个国家，把中国版图割去东北四省。日本侵略者还在各地设立专门的日语学校教授日语。以广东省为例，几乎所有日军占领地都办有日语学校：广州5所，学生681人；汕头5所，学生约400多人；海南岛陵水县5所，学生300多人；临高县凡是被日军侵占的乡镇都建有日语学校。[22]校长和教师均由日本人担任，强迫学生学习日语和日本地理、历史，即使音乐课也以教唱日本歌曲为主。
最后，对教师进行亲日训练。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每年抽调中学教师到师资讲肄馆学习，毕业后送到日本参观，培养成为推行奴化教育骨干。河南教育厅召集各校校长、教务主任、训育主任等参加训练班，主要是讲“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支持大东亚战争”，并进行军事训练。汪伪政府规定，“清乡”区内的中小学教师必须学习“和运理论”、“清乡要义”等课程，以“统一教职人员思想”。[23]对那些“妨碍邦交”的教师，则给予严厉制裁。在浙江，日本特务机关人员常对教师进行思想问题测验，不合格者免职，他们还选送部分学员受训回各校对教员进行监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