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律师、医师、会计师群体研究的几个问(3)

        就现实意义而言，自1949年以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大潮的冲击下，这些以专业知识自重、以市场需求自立的自由职业者多被纳入到国家事业或者公营单位之下，成为单位制度之内的国家职工，或者失去社会存在的基础，归于消逝。但这种单位体制并不一定符合一个开放社会的需求。自改革开放之后，自由职业者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重新发展起来，其规模与影响也越来越大，成为所谓中产阶级、中层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的自由职业者的观念、组织情况当然与近代有所差异，但其发展也存在内在一致性。因此，追寻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发展历程对于当代的自由职业者群体的构建当有助益。可以肯定，历史的经验对于从业者、 政府管理的启示也是双向的。

         二、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现状与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为便于更为具体地进行阐述，下面主要以律师、医师和会计师这三个群体作为代表，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现状与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略作说明。

         在近代中国的自由职业者群体中，律师、医师、会计师这三个职业群体具有明显相似的职业特质与社会属性。就当时从业者而言，他们认为其职业基于市场与社会之需求，经过国家认定与登录，通过专业性的知识为社会提供服务，属于与工、商、农不同的“自由职业”。以国家的角度，也将此类职业划归于自由职业的范畴，其团体与商会、工会、农会并列在职业团体之列。以会计师、律师、医师为代表的自由职业者群体是近代社会转型的重要表征与成果，也是近代中国社会中间层的典型代表，其兴起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紧密相关。就学界研究来说，虽然关于律师职业制度、会计师制度、西医东传问题等有相关成果涉及, 但真正能够结合宏观研究与专题研究的还极其缺乏。

        在律师群体方面,法制史学界在考察近代律师制度主题时有所涉及。代表性的著作有徐家力《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王申《中国近代律师制度与律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龙英夫《中国律师制度概论》（尤英夫律师事务所 1972年印）；任拓书《中华民国律师考试制度》（台湾正中书局1984年版）。主要论文有朱云《我国律师制度的特点》（《法学杂志》1982年第3期）；胡雪莲《20世纪30 、40年代的广州律师公会》（中山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张艳丽《通向职业化之路：民国时期上海律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未刊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台）孙慧敏《中国律师制度的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观察（1911-1912）》（台湾大学未刊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日】椎木绿司《中国律师制度考察》（《社会科学参考》1982年第12 期）；杨林生《近代中国律师身份定位刍议》（《湖北社会科学》2002年第11期；李东泉《中国近代律师由来述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4 期）、 陈同《在法律与社会之间：民国时期上海本土律师的地位和作用》（《史林#2006年第1期》、李严成《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也有一些学者从职业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律师群体，如《律师与他们的工作——英美法律职业分析》（Quintin Johnstone and Dan Hopson，Lawers and Their Work. An Analysis of t he Legal Prof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ngland，The Bobbs Merrill Company, inc.1967.）、《律师. 法院. 职业化》（Rudolph J.Gerber ,Lawyers, Courts, and Professionalism, Greenwood Press，1989）。律师制度是近代中国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律师制度对于律师群体的兴起则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这些论著对律师群体兴起的制度因素有深入分析。但对于律师群体的思想观念、律师群体的社会参与、律师群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等主题则缺乏分析。

         在会计师群体方面，民国时期就有会计师进行讨论。如著名会计师潘序伦著有《中国会计师业的过去与今后》（《会计期刊》第2号，复旦大学会计系1935年刊行)、《会计师业概况》（《中华职业教育社1928年4月刊行》；徐永祚著有《会计师制度之调查及研究》（徐永祚会计师事务所1923 年11月印行）。他们的观点代表了民国时期会计师的自我形象体认，尤其是对会计师的职业特性及社会地位都有较深认知。赵友良《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1996年版）、秦孝仪《中华民国会计发展史》（台湾近代中国出版社1983年版）等会计史著作之中，对于近代会计师职业的兴起也有所涉及。在论文方面，有蔡盟吟《我国会计师制度发展之研究》（台北政治大学会计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李德胜《我国早期的会计师制度》（《武汉春秋》1984年第2期）、刘治平《我国注册会计师事业发展简史》（《云南财政与会计》1994年第6 期）及杨时展、沈如琛《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沿革与发展》（《财会通讯》1995年第1- 3 期）、许家林《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演进的四个基本阶段回顾》（《注册会计师通讯》1997年第12 期）；王绮文、郭其伟《上海会计历史轨迹考评》（《上海研究论丛》1997年第11辑）；林美莉《专业与政治：上海会计师公会与国民政府的互动（1927——1931年）》《复旦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上海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学术讨论会，2004年6月》等对近代会计师制度有所分析。葛文菊《中国第一个女会计师—— 张蕙生》（《上海会计》1983年第2期）等则对当时较有影响的会计师作了个案研究。魏文享《近代职业会计师之诚信观》（《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一文分析了近代会计师的职业道德观念，其另一论文《近代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兴起——以上海会计师公会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06年第4期》，透过会计师公会考察了上海职业会计师群体的形成。基本而言，史学界对于会计师的研究还十分之少，而会计史方面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会计制度、 会计师制度方面，对于会计师群体的直接研究非常缺乏。

        医师群体研究方面，魏嘉弘《国民政府与中医国医化》（台北中央大学未刊博士学位论文，1998年）一文探讨了国民政府在成立后对中医药之态度和政策、中医界之因应、中医运动之展开之过程。中、西医师公会为维护自身之职业利益，积极参与到中西医之争。赵洪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一书主要讨论了明清之际西医传入中国及中西医论争的历史，该书对近代西医群体的兴起及中医群体的变革亦有讨论。中西医的论争在日本及东南亚等地也同样存在，日本学者深川晨堂在1927年时就发表了《汉洋医学斗争史》，其关注点与赵著相同。在此类论述之中，反映出中、西医知识体系内在冲突及由此而带来的中医的生存危机。在论争之中，中、西医师群体也借助于各自团体力量、知识架构和国家力量来维持己身的发展。不过，相关研究对于近代医师制度、中西医的共性、医师与社会等方面的问题仍缺乏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