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律师、医师、会计师群体研究的几个问(7)
辛亥革命网 2011-04-28 00:00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作者：朱英 查看：
（7）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自由职业者群体
自由职业者群体虽属近代民间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阶层，但也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方面要与政府发生某种互动关系，或者是受到当时新型国家与社会互动框架的制约，这种互动与制约对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生存与发展甚至会产生相当重要的影响。因此，以下是值得关注的几方面内容。
政府对自由职业者群体及职业公会的管理。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将律师公会、医师公会、会计师公会等职业公会划入自由职业者团体之列，与商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同列职业团体之内，对于这类团体的管理也有类似之处。在训政体制之下，自由职业者的社会活动并非全然自由，在某些方面也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中介及市场中介性的特点，但也受到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影响。
自由职业者群体与政府的多重互动关系。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自由职业者群体以促进职业发展、树立职业形象为目标，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亦积极参与政府立法。但由于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司法制度及医师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其作为社会中间层的政治经济意向未能全然发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自由职业者群体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呈现出新的特点。自由职业者群体在民间社会建构中的地位与作用。概而言之，会计师、医师、律师作为新兴的社会群体，都属于近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国时期民间社会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着独特的重要作用；同时，其群体行为对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结构、政党政治、国家建制也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以上我们简要阐述了研究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六个方面的专题，实际上还远未完全包括有关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全部内容，只是突显其重点，并希望能以此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三、 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趋向及方法
近20余年来，近代中国史研究在进步之中展现出两大趋向：其一是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之上，发挥历史学的实证研究传统，发掘曾经沉湮的史料，寻找曾经忽视的问题，以此开发出许多新的主题与领域；其二是放宽研究的视野，打破陈见旧习，尝试运用多种方法、范式来解史事，呈现历史丰富多样而又鲜活真实的面相。这一概括或未必完整，但论及不足似也在这两大方面。近代社会群体及社团的研究正可见证此点。在打破“阶级”束缚之后，一大批学者埋头搜集商会、行业、企业、部门档案及民间文献，关注主题不断向下拓深和横向拓宽,由商会、行会、会馆、善堂等进而触及商团、同业公会、同乡会、教育团体、慈善团体，从而在社群及社团史研究的基础上重构了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
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是上述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学界对于近代自由职业者的关注也并非现在才开始，在前述学术史概括中可以发现，不论民国时期还是当代，对于律师、会计师、 医师等群体的个案研究并不缺乏，但在总体上却缺乏有意识的宏观视野和交互眼光，问题方法都稍嫌单一，自由职业者群体研究的学术价值还未真正发掘出来。在2005年10月于苏州举办的“近代中国社会群体与经济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教授指出：“从社会群体的交错流变及其与近代社会转型的相互作用去剖析中国社会，不仅使近代中国社会群体的研究更加具体化，而且具有史学范式转换的意义。”因此，新主题的开拓与研究视角的转换实密不可分，二者交换作用，方有史学的不断进步。自由职业者群体的研究如欲大进，仍须延前言两大趋势。
实证既是基本的研究态度,也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在放开胸怀、追溯源流、提出问题的基础上，以客观求真的“专业”精神，去寻找本主题的历史“ 原生态”，这是整个研究的出发点。“原生态”的历史强调历史资料的原始性、完整性。近代自由职业者群体的各项专题的研究要建立在扎实、充分、可信的资料基础上，最大范围的搜集原始文献是首要工作。据笔者了解，相关的文献材料十分丰富，尤其是档案资料和行业报刊。档案资料主要是职业公会遗留下的系统的组织及活动史料,另政府监管部门的档案亦有不少。报刊有专业刊物及社会刊物之分，如会计月报、医政月刊、律师公会报告册，各职业公会所办刊物、年报等。档案资料主要是收藏于各地档案馆的原始资料，上海档案馆藏有完整的上海律师公会、会计师公会、 医师公会档案，北京、天津、武汉、广州等地档案馆也藏量不匪。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档案馆藏有会计师公会档案，党史馆有关于社会团体的政策资料。另有代表性的自由职业者也留下了不少个人及事务所的资料，如能将群体与个体相结合，形象将更为丰满。总之，只要有自由职业者活动的地方，就会有资料遗留,这些资料的发掘整理是很庞大的工作，需要有志于此的学者的共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