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学人对泛化封建观的质疑（二）(3)
辛亥革命网 2011-04-28 00:00 来源：历史教学 中学版 作者：冯天瑜 查看：
胡适又论及中国古代哲学的“中绝时代”（指纪元前３世纪前后），胡适设问，“中国古代哲学的中道断绝究竟是为了什么缘故呢？”他列出“四种真原因”：
（一）是怀疑主义的名学，
（二）是狭义的功用主义，
（三）是专制的一尊主义，
（四）是方士派的迷信。[13](p388)
其中第三点，谓战国、秦汉以下，封建制结束，转入“专制的一尊主义”时代。胡适引荀子语“故学也者，固学止之也”[14]。而荀子所说的这个学术的“止”境（即终点），便是帝王的意志———
恶乎止之？曰：至诸至足，曷谓至足？曰：圣王也。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以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案，以圣王之制为法。[14]
胡适由荀子语申发道：
这便是我所说的“专制的一尊主义”。在荀子的心里，这不过是挽救怀疑态度的一个方法，不料这种主张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荀子的正名主义全是这种专制手段。后来他的弟子韩非、李斯和他的“私淑弟子”董仲舒都是实行这种师训的人[13](p394)。
胡氏把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韩非、李斯，与主张“独尊儒术”“以儒为师”的董仲舒都列为“定一家为一尊”的论者，他们都是“专制一尊主义”时代的思想家。
胡氏没有就历史分期发表过专门意见，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行文显示，胡氏将殷商西周视作“封建时代”，秦汉以下视作“专制一尊主义时代”。这是从思想史角度作的时代划分，却切中了中国古史转折的枢纽处。
（二）应当“驱五鬼”，而不是“反封建”
20世纪20年代末以后，泛化封建观成为一时之显说，胡适1930年4月发表《我们走那条路？》，宣称自己是“孤陋寡闻的人，就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些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我们研究这些高喊打倒封建势力的先生们的著作言论，也寻不着一个明了清楚的指示。”该文提出“贫穷、愚昧、疾病、贪污、扰乱”“五鬼闹中华”之说，而未将“封建”列入“鬼”中，因为他认定封建制度早已在两千年前已经崩坏了[15](p314)。他主张用改良的办法逐步消除“五大恶魔”，而不是“反封建”、举行暴力革命。
胡适此文还批评周谷城的两篇文章《中国教育之历史的使命》[16]《国家建设中之教育改造》关于“封建”的概念混乱，称周谷城前文说“封建制度到秦始皇时破坏了”，后文却说“封建国家又在秦始皇才完全确立”。
1930年7月29日，胡适给《教育杂志》编者周予同致信，说周谷城“压根儿就不懂得什么是封建制度和封建国家”。当时周予同还发表过忽视概念辨析的言论，认为，“封建”概念之争“这问题很简单，不过是两个名词的争辩”。胡适遂反驳道：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简单的。一班浑人专爱用几个名词来变把戏，来欺骗世人，这不是小事，故我忍不住要指出他们的荒谬[18]。
可见，胡适高度肯定概念辨析的重要性，对于时人在“封建”一名使用上的概念混乱以及对概念辨析的轻慢态度，深以为忧。需要略加解释的是，周谷城1929年在封建制度起讫时限上的矛盾论说，显然受到陶希圣的影响。陶希圣忽而说封建制终止于秦，忽而说封建制开始于秦。这种把封建概念外延任意伸缩的现象，在社会史论战间时常可见，故胡适对此提出严厉批评。不过，周谷城1930年撰写的《中国社会之结构》有了前后一贯的封建时代断限，并与泛化封建观划清了界线。
八、梁漱溟及其《中国文化要义》
粱漱溟先生（1893—1988）没有直接参加中国社会史论战，但关注此一论战，并对论战有所评析，他曾批评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序言，认为郭氏“把一切人类不分种族不分地域，都看成相同的”，是一种“迷误见解”，“这完全是闭着眼睛说底话，不看事实；事实证明恰不然。”[19](p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