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2)

　　第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长，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做好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已经出现了一大批近代知识分子。中国去日本的留学生，一九○五年已有八千人之多，到辛亥革命前夕更达到两万人左右。如果再加上留学欧美和国内各地新式学堂的学生，至少总有三十万人以上（据黄炎培在《新教育》第一卷第一期发表的《读中华民国最近教育统计》一文，一九一二年全国学校共八七，二七二所，学生总数二，九三三，三八七人。其中初级学校八六，三一八所，中级学校八三二所，高级学校一二二所。清末民初，学生入学年龄一般较大。因此可以判断，在辛亥革命前夜，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群，累计总数不会少于三十万人。）。其中，除去少数为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效劳的反动知识分子外，大多数具有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性。他们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从其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来考察，多数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他们或多或少具有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政治上比较敏感，因而在辛亥革命前起着先锋和桥梁作用，并且成为建立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最早的和主要的社会基础。

　　从二十世纪一开始，在伟大的义和团运动、东北人民抗俄斗争和广西等地群众反清斗争的强力推动下，进步知识分子迅速获得革命觉醒。爱国团体相继建立，革命书刊纷纷印行，特别是孙中山“大击保皇毒焰”的初战告捷，迅速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传播。随着斗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愈来愈感到联合行动和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迫切需要。一九○三年《浙江潮》第三期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针对东京留学界同乡会林立的情况，提出“但有国界，不有省界”的强烈呼吁。刊物编辑非常重视，特地发表《非省界》一文，详尽阐明破除“省界”的必要性，并且倡议集合各省“非常奇桀之士”组成“中国本部统一会”。以此作为“中央机关，建瓴而立，扩张其势力线，挟风雷而走之，而党会之各部，朝宗一尊，则虽泰西文明国大政党于其枢府何以过之？”类似的呼声在国内也传播开来，“拒俄”运动中，邹容在上海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计划在“各省各设总部，各府县各设分部”，“以鏖战于中国前途。”（《论中国学生同盟之发起》，一九○三年五月三十日《苏报》。）虽然是学生团体，但显然寓有全国性政党的意思。同时，安徽爱国会也“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安徽爱国会之成就》，一九○三年五月二十五日《苏报》。）。甚至在清朝统治中心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在“拒俄”集会上向外地学生发出呼吁，希望他们“发大志愿，结大团体，为四万万人请命”（《京师大学堂学生公致鄂垣学堂书》，一九○三年五月十九日《苏报》。）。这些呼声是互相应和的，而且也是有行动作为基础的。果然，到了一九O四年，两湖和江浙等地，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相继建立，虽然还带有不同程度的地域性，但已经向全国性革命政党的建立大大迈进了一步。

　　第三，同盟会有一个为广大会员和革命人民所拥戴的领袖。孙中山就是这样的领袖。

　　孙中山是在长期斗争中被本阶级和革命人民逐步识别和拥戴起来的革命领袖。正象恩格斯所说的欧洲早期资产阶级伟大人物那样，他具有一种“性格上的完整和坚强”（《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四四六页。），不仅用口和笔而且用枪和剑向清朝政府英勇挑战。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最先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明确纲领，并且不屈不挠地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奋斗。他在斗争中积累了宣传鼓动、组织工作和武装起义等多方面的经验，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些经验。他不愧是为祖国的自由和幸福而献身的忠诚战士，从革命生涯的发端就不仅限于考虑当前的民族民主革命课题，而且还思索革命以后如何以跃进的步伐使祖国赶上和超过西方的科技文明。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自豪和信心，从国际形势的全局来探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这些都使他的政治视野具有比较宽阔的特点，所以令人感到他有一种宏伟的气魄。特别是在一九○三年以后，他毅然发出“划清界限，不使混淆”的战斗号召，“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纪念孙中山先生》，《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一一页。），因而成为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革命人民中间赢得了极高的威信。各地许多很有影响的革命志士也由衷地确认了孙中山的领袖地位。

　　作为上升时期资产阶级革命领袖，孙中山与其本阶级的群众是心心相印的。他在一九○○年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已开始认识到带地域性和社会基础比较狭窄的兴中会不再适应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需要。他把宣传组织工作的重点，从海外的华侨、会党逐渐转向到日本、欧洲留学的知识分子身上，就是着眼于要把各地革命活动连结起来，并且在这种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他在东京建立革命军事学校，用资产阶级革命纲领改组美洲致公堂，特别是在檀香山和欧洲的华侨、留学生当中进行宣传组织活动，主要都不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兴中会，而是为建立同盟会积极进行准备。

　　一九○四年秋天、孙中山对保皇派斗争初战告捷，并且对国内革命时机的成熟已作出正确判断。他从广西等地群众反清斗争的雄伟力量中受到极大鼓舞，认识到清政府的“垮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因此便在整个革命链条当中紧紧抓住建立政党这个中心环节。从一九○四年底到一九○五年六月，他风尘仆仆地奔走于伦敦、布鲁塞尔、柏林、巴黎之间，宣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努力在留学生中间组织革命团体。紧接着，他又抱定“招集同志，合成大团”（孙中山：《致陈楚楠告准备早日发动函》。）的决心，历经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险恶波涛，来到中国各省留学生云集的日本东京。

　　当时，由于长沙起义的流产和万福华刺王之春案件的牵连，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的领导人和骨干大多已经避难来到东京。他们也深深感到力量分散，“意欲设立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宋教仁：《程家柽革命大事略记》。）。可以说是与孙中山想到一起来了。所以七月中旬孙中山一到东京，经过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的协商，不过一个星期便召开了同盟会的筹备会议，并且公推孙中山为会议主席。八月十三日东京留学生为孙中山举行盛大的欢迎会，八月二十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总理，这就完全确定了孙中山作为革命党领袖的地位。

　　第四，同盟会有一个明确的、并且为多数会员所接受的革命纲领。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阶级的先锋队和最高组织形式，它集中地代表着本阶级的利益和意愿。所以，要想判定一个政党的阶级性质，仅仅考察它包括哪些社会成份是不行的，还必须进一步弄清究竟是哪个阶级在其中起领导作用，它推行的思想政治路线主要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