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7)

　　同盟会的社会基础民族资产阶级是非常软弱的，即令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左翼，也不可能对其内部的错误路线进行尖锐而彻底的斗争。以孙中山为例，他对改良派的斗争，诚然比较坚决。但一碰到同盟会内部的斗争，就显得缩手缩脚、软弱无力，而他自己却把这种无原则的迁就叫作“兼容并包”。当宋教仁把同盟会改组成为逐渐失去革命性质的国民党的时候，许多下层同盟会员强烈反对。据孙中山回忆说，他自己最初也是不愿参加的，“但一般旧同志，以为我不出而担任理事长，吾党就要解体，一定要我出来担任。我当时亦不便峻却，只得答应用我名义，而与党事则一切不问，纯然放任而已。”（《孙中山选集》下集，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第四七七页。）所谓“纯然放任”，实际上就是向错误倾向或错误路线妥协。

　　显然，这种“纯然放任”现象的出现，决不是由于孙中山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孙中山其实是个性格相当坚强的人，很富有斗争精神。但是斗争需要力量，任何一个阶级的政治家，不可能完全不受阶级力量对比的制约。辛亥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尽管是个富有生气的新兴阶级，但力量毕竟很弱小。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各类投资已达二十亿元左右。外国垄断资本控制了中国煤矿机器开采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九（一九一二年）、生铁生产的百分之百、棉纱市场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七（一九○八年）、铁路交通的百分之九十三点一（一九一一年）和内外航运的百分之八十四点四（一九○七年）。相形之下，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就显得资金短绌，规模很小，技术落后，而且对帝国主义还有依赖性的一面。从一八九五年到一九一三年，历年设立的资本在万元以上的五百多家厂矿中，资本在一百万元以上的只有十七家，为数最多的还是资本为一万元至五万元的小型厂矿。至于企业平均资本，一般华厂只相当于在华外商工厂的五分之一至四分之一。据统计，一九一二年全国两万多家“工厂”（包括手工工场、作坊）中，使用原动力的只有三六三家，而每家平均也只有六十多匹马力。这就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水平是何等低下（实际上，这些不完全的统计数字还不足以说明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水平低下的全貌。直到解放以后，经过全国工商管理局等单位的调查，在一九五四年，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有百分之七十九点一是工场手工业户。民族资本主义商业更为分散落后，在一九五○年，私营商业户中约有百分之九十六点七是个体经营的小商小贩。由此可以上溯推见，辛亥革命时期的民族资本主义是何等幼弱。）。

　　由于自身的发展很不充分和中国封建主义势力的根深蒂固，民族资本主义又存在着另一弱点，即商业资本比工业资本占优势。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适应于帝国主义倾销商品和掠夺原料的需要，商业和银钱业畸形地发展起来，而民族工业资本反而备受摧残。以一九一二年全国登记的二十二省工厂资本与钱庄典当业资本相比较，前者一共不到五千五百万元，后者却接近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约为一与三之比。至于陕西、广西等省则悬殊更大，工业资本只相当于钱庄典当业资本的五十分之一以至七十分之一（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三十页。）。当时商业资本虽然缺少具体统计数字，但根据解放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调查情况往上作追溯性的估计，至少也要相当于工业资本的两倍以上。商业高利贷资本本来是封建主义经济的从属品，因此带有浓厚的封建性（鸦片战争以后又增加了买办性）。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在商业资本仍然支配着的地方，腐朽的状态就会支配着。”（《资本论》第三卷，中译本，第四○四页正文及脚注。）中国的情况正是如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商会，一般都掌握在钱庄高利贷和商业大资本家手中。不仅商会的总理、协理等重要职务大多由他们担任，而且近代化的商会还要受到封建性行邦的控制，这样就更增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封建性因素。

　　经济反映为政治。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代表人物，好些都是带着粗大的封建尾巴参加革命的。以平刚所著《贵州革命先烈事略》为例，八十人事迹中有十五人与辛亥革命无关，实际收入六十五个辛亥志士小传，而其中取得秀才以上封建功名者就有二十七人之多，超过了三分之一。章太炎早期政论文章之所以风靡一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怕是正好合乎这些刚刚从封建营垒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口味。这些人大批涌进同盟会，参加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列，但是在思想上往往是近代党派观念和封建的地域观念、宗派思想同时存在，而且封建的地域观念和宗派思想还往往掩盖了近代党派观念。作为同盟会前身的几个革命小团体，包括兴中会在内，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地域性。在联合斗争的过程中，虽然化除了不少地域界限，但在一部分人（包括某些重要骨干）头脑中仍然残留着封建的地域宗派意识。同盟会内部的争执，同盟会和光复会的长期纠纷，在武昌起义前很多并非出于原则性的政治分歧，而是封建地域宗派意识作怪。例如，孙中山与黄兴为旗帜样式发生争执，这本来是革命政党内部常有的情况，可是竟使宋教仁等产生了离心倾向，显然是华兴会作为“湖南团体”的地域宗派意识潜在起作用。章太炎与同盟会分裂以后，向陶成章大讲什么“粤人好利而无兵略，湘中朴气衰矣”，要陶成章“以光复会号召”，“自靖自献”（《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这就更为明显地流露出以江浙人为中心的封建地域观念。这些封建落后的意识，往往掩盖了或冲淡了政治原则性的分歧，而有时又把一时的意气之争毫无节制的扩大化，因此也使同盟会难以形成壁垒分明、针锋相对的两条路线斗争。

　　同盟会存在的六、七年，可以说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最为发扬蹈厉的岁月，然而就在这个时期已经充分暴露了它的软弱性格。同盟会的缺陷，不过是这个阶级的一个缩影罢了。研究同盟会的历史，可以使我们更加认识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历史已经判定不能经过资产阶级的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二四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