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同盟会的性质及其内部分歧(3)

　　同盟会员的阶级成份，至今缺少完整的确切的统计。从目前还能见到的一九○五、一九○六两年会员名册，散见各书的党人传记以及广州三月二十九日起义烈士身份等资料，可以看出同盟会员的社会成份相当广泛，有工人、农民、手工业者、会党、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各种自由职业者、资本家、军官、官吏等等，而其中又以知识分子居多数并且起骨干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革命知识分子多数可列入小资产阶级范畴，但这并不意味着小资产阶级在同盟会中起主导作用，因为它缺乏独立的阶级意志。马克思说：“小资产者千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四六八。）。不管同盟会中这些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如何慷慨激昂、英雄壮烈，他们归根到底还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和意愿。由孙中山提出并且为多数同盟会员接受的十六字纲领—旧三民主义，其实质就是组织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领导这一斗争，争取达到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和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我们说同盟会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主要就是根据这一点。

　　第五，同盟会有一套资产阶级政党的组织系统。

　　同盟会尽管流品驳杂，政见分歧，组织松懈，但它毕竟是主要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样子建立起来的。总理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四年更选一次。总部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分立原则。总部之下在各地设支部、分会，并且规定“各地会员盟书，均须交至本会收存”。尽管以后并未完全做到，但不能不承认，它已经具有了全国性革命政党的规模。

　　（二）

　　同盟会内部，究竟是否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这样三种力量的政治分野，也是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

　　就拿资产阶级自由派来说，这个提法本身就值得推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帝国主义时代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或自由资产阶级，一般都是作为反动的阶级力量和政治派别看待的。正是在同盟会成立的这一年，列宁写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就非常强调要把共和革命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和君主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民主区别开来。在辛亥革命爆发以后，列宁在《纪念赫尔岑》一文中，再次强调要注意区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两种倾向，即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和共和主义倾向。可见，他是把自由主义、妥协主义、君主主义看作同一种政治范畴的。列宁在一九一二年写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这篇重要文章，确曾提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但说的却是从自由君主派变成自由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政治特征就是：“拿革命来恐吓沙皇，设法避免革命，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地乞求实行小得可怜的改良来为改良主义道路打下基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五四二页。）能不能说同盟会内部存在这样一个政治派别呢？显然不能。

　　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最根本的基础，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我们过去笼统地说同盟会里面有一个资产阶级自由派，恰好是忽略了阶级划分这个最根本的基础。在辛亥革命时期，不仅已经存在着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划分，而且在民族资产阶级内部也出现了上层和中下层的划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指的是，“民族资产阶级有同外国资本和本国土地关系较多的一部分人，这一部分人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们的政治代表是康有为、梁启超、张謇等以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他们的政治特征同列宁所说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倒是非常相象。武昌起义以前，这些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完全是公开反对以同盟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因此很难说同盟会内部有他们的分店。

　　地主阶级反满派也是一个应该重新探讨的问题。李泽厚同志在《章太炎剖析》一文中指出：“所谓当时革命阵营中的‘地主阶级反满派’这一概念的含义、内容、性质、阶级利益，具体说……就并不很清楚，也似乎没人对此作过认真的论述。”（《历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对此我有同感。

　　地主阶级反满派，确切地说，指的是明末清初主张“反清复明”，即力图恢复明王朝的那一部分地主阶级。尽管他们中间有些人思想上具有某些进步倾向，但总的说来并没有超越封建地主阶级的范畴。他们和清朝统治者的斗争，尽管存在着国内民族关系的是非曲直　但归根到底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权利争夺。到了同盟会成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变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设想，古老的封建政治派别会简单地再现，至少也不会原封不动地长期保存下来。

　　那么，又怎么解释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弥漫全国这一历史现象呢？其实鲁迅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因此，他们除翻译东欧和亚洲被压迫民族的反抗文学外，“则专意搜集明末遗民的著作，满人残暴的记录，钻在东京或其他的图书馆里，抄写出来，印了，输入中国，希望使忘却的旧恨复活，助革命成功。”（鲁迅：《坟》。）这是由于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清朝政府已经完全堕落成为帝国主义的忠顺走狗，并且在国内继续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的反动政策，成为中国各族人民仇恨的焦点。所以，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无不借用地主阶级反满派的口号和语言进行革命的宣传鼓动，甚至连孙中山这样的大革命家也不例外。

　　诚然，二十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当中有些人封建色彩确实浓厚得很。以章太炎为精神领袖，聚集在《国粹学报》、“国学讲习会”、“国粹保存会”周围的一批知识分子，也是“夷夏之辨”之类论调的狂热鼓吹者。我们过去在提到地主阶级反满派时，想到的往往就是这些人。但仔细研究一下，这批人虽然更多地受到地主阶级反满派思想的影响，更习惯于借用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思想材料和语言风格来进行宣传鼓动，但毕竟不能把他们与地主阶级反满派混同起来。关键所在，就是这些人都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