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论(2)

　　对于袁世凯当政时期的北京政府 ，人们关注的重心多在袁世凯的专制集权、走向帝制及其失败的过程。陕西师范大学张华腾的《多角视野下的北京政府:1912 —1915 年北京政府述评》，提出应扩大视野 ，多角度、多层面地认识袁世凯当政时期北京政府的地位和性质。该文在分析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指出《临时约法》时期的北京政府 ，实际上是从内阁制向总统独裁的过渡时期;袁世凯时期的新约法 ，除了将内阁制改为总统制外 ，还将立法完全降为行政的附庸，从中国民主进程来说 ，是大的倒退 ，但因《临时约法》规定的立法权过大 ，对政府行使职权有过多的制约，不利于对国家的治理 ，新约法对其进行一定程度的纠正，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 ，从新约法运行的实际效果看，北京政府对各方面的治理也有一定的实效;实际上 ，新约法规定的政治体制 ，仍然在资产阶级民主的范围之内 ，只不过更加保守而已。再者，从北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看 ，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该文还认为 ，北洋集团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同时在清末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代表着向资产阶级转化的中小官僚、地主阶级中的改革派 ，他们对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不满，主张改革 ，向往资本主义 ，应该说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不过 ，北洋集团的大部分成员来源于官僚地主阶层，其封建性保留得更多。因此 ，1912 —1915 年的北京政府 ，性质上是资产阶级政府 ，由于处在民初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期 ，它既有封建的或者说传统的痕迹，又体现了一定的现代特点 ，不中不西 ，亦中亦西。该文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商榷的问题 ，也引起与会学者的多方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的《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则讨论了袁世凯之后北洋政府的政治局面。作者认为 ，民国成立后 ，北京政治基本上是行政主导 在大多数情况下 ，国会不过是当政者寻求统治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工具而已。因此，在北京政治格局中 ，虽然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不时也有矛盾，但总体而言 ，其常态是大总统和国务总理各有分际，多数情况下两者之间的矛盾并不十分凸显 ，大体可以相安无事。惟独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是个例外。本非北洋军系出身、也有力政治力量依托的黎元洪，在出任大总统后 ，却与北洋军系首领之一、北京政府时期最为强势的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了激烈冲突，形成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总统府和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国务院互为对立面的府院之争 ，并一度成为北京政治的主要矛盾关系 ，实可谓北京政治异态。之所以如此，作者认为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府院之争本因黎、段的政治派系、个人利益等因素而不断发展积累 ，其后又因中国是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纠葛而引入美、日矛盾的国际因素，致使双方矛盾关系更形复杂多变 ，进而导致北京政局的极度动荡;但凡此种种表面文章而外 ，民国政治的实力原则仍然起着关键作用。经过此番府院之争的波折 ，北京政治由府院相争的异态复归为内阁主导的常态，但武力支配政治的原则更不可动摇。因此，段祺瑞复出之后的北京政治常态实际与过往有了内在的差别 ，内阁主导逐渐向武人主导发展，并随着北洋军系的分化和武人干政的发展而得以在其后有更多的表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孙彩霞的《护法军政府改组的几个问题》，在考察相关史实的基础上 ，指出 ，护法军政府成立伊始 ，在政权的组织、领导等问题上 ，孙中山等中华革命党人与国民党稳健派、西南地方实力派之间存在着重大的政治分歧，决定了军政府被改组的命运;然而 ，事实上 ，国民党稳健派、非常国会内的政学系等议员和西南实力派发起成立西南各省联合会议 ，改组军政府 ，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孙中山在军政府的地位，而不是反对军政府这个机构 ，孙中山还是能够在其中发挥团结真正的护法力量，推动护法运动发展的重要用的。

　　省议会弹劾省长案的出现 ，可谓民初政治生活中的新事物。华中师范大学朱英的《民国时期省议会与省长之间的冲突: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案为例》，即以江苏省议会弹劾省长齐耀琳事件为考察的核心，认为这一现象的出现 ，除了齐氏自身在主政方面的举措失当等原因之外，江苏省议会部分议员因未达加薪目的 ，为发泄私愤而对齐氏大加指责，其弹劾之举也并非完全出于公心 ，再加上一系列突发事件，又使这一冲突趋于白热化 ，终使议会与省长之间的矛盾无法协调。该文指出，从这一事件中可以看出 ，省议会与省长之间因矛盾纠葛，已无法建立正常的互动关系 ，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政治生态的一些特点，说明民国时期的所谓议会制度尽管从表面看已经建立 ，但实际上议会并没有确立应有的权威，加上议员自身各方面素质的限制致使议会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功能与作用。如果进一步探究其根源 ，则毫无疑问与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进程的一波三折 ，始终发展不充分有着直接的联系。

　　对四川保路风潮的不当处理 ，直接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四川大学陈廷湘的《1911 年清政府处理铁路国有事件的失误与失败:以四川保路运动为重点的研究》，从清政府应对重大社会危机举措的视角重新解读这一历史事件，认为晚清铁路风潮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最终演化为灭亡清王朝的辛亥革命的导火线 ，清廷在应对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失误 ，诸如对政策发布时机的把握，对事变反应的敏感性及采取的措施 ，对事变真实情况的掌握，处理事变的用人调度等都一误再误最终把事件导向了最坏的结果。

　　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甚至有一度的疏离。四川师范大学黄天华的《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基于 1917 —1918 年康藏纠纷的考察》，以 1917 —1918 年的康藏纠纷为考察中心 ，探讨国家建构与边疆政治问题，认为 ，民初西藏问题所面临的困境，既缘于英国等外国侵略势力有形或无形的制约力 ，也缘于北京政府构建“五族共和”的国家不那么成功。此外
，清末赵尔丰在川边地区所进行的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以及川军进藏 ，无疑对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西藏局势影响深远 ，既奠定了川边建设的基础也是日后川边地区动荡的重要肇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