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 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论(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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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会议上 ，有多篇论文关注 1910 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

　　政治思想历来是思想史研究的重心。复旦大学姜义华的《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 ———跋孙中山 1915 年 11 月 10 日〈致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函〉》，在解读长期被学界忽视的孙函的基础上，从孙中山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想实际出发 ，研究孙中山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关于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认为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前 ，孙中山在中国倡导建立社会主义，努力号召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 ，尽管有不成熟的地方，但不能否定其对于社会主义学说 ，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已有相当深度的了解，尤其不能否定孙中山许多具有创造性的思考 ，诸如对现代化道路的思考、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构想、按劳取酬的设计、用和平方式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思考等。检视随后中国共产党人形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与实践，不难发现与孙中山先前思考相通相应的某种内在脉络。因此 ，孙中山无愧为努力以社会主义理想建设中国的伟大先行者。

　　辛亥革命以后 ，中国政治局面处于急剧的新陈代谢之中，各派政治势力为主导新政治秩序而展开激烈的竞争。韩国成均馆大学吴炳守的《民国初期梁启超中坚政治论与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通过分析民初梁启超政治路线及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形成过程，说明从作为政治道德精英的传统知识分子向作为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过程 ，发掘以梁启超为中心的研究系知识分子的历史意义。作者认为 ，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基于对国家与个人自由对立关系的认识 ，对于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认识产生了从社会道德精英到批判现实的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这也意味着清末维新以来出现的知识分子 ，经过辛亥革命，转变到国民革命上来。作者还认为 ，当时中国社会处于国家机构解体及国家与国民关系弛废的危险状况，梁启超提出政党政治构想参与现实政治 ，而检视其政党政治构想的内容，可以发现梁启超的用意在于承认议会的政治中心作用 ，并强化行政系统的独立性，即责任内阁制。值得注意的是 ，梁启超的这种主张是以他素有的国家观念为基础产生的，他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受到社会理性的限制 ，才能恢复原有的公共性，而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 ，政党和议会就是发挥知识分子的理性作用的途径，因此 ，梁启超所推崇的立宪政治 ，其根本手段在于借助知识分子这一代表社会理性的中坚势力 ，通过竞争与妥协，来确定国家的政治规范与惯性。但是 ，梁启超的中坚政治构想，虽有数次实验 ，终以失败结束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中显然与袁世凯推行帝制，以及国家权力的无限扩大化 ，相应的中坚政治力量的不足有关，类似情况的发生也意味着民初政治自由空间的弱化。

　　日本京都大学石川祯浩的《李大钊早期思想中的日本因素:以茅原华山为例》，对学界长期争论的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复杂性问题作了新的探索。作者在分析代表李大钊早期思想的一系列著作的思想渊源时，注意到李大钊早期思想和茅原华山的著作有很多一致的地方。为此 ，作者在细致对比两人一系列著作的基础上 ，详细考察了李大钊与茅原华山之间的思想关系，认为李大钊早期思想的很多方面直接受到茅原华山的影响 ，而茅原华山和李大钊之间存在的思想关系，也验证了 1910 年代中日两国言论界的相互关联性。由此 ，作者认为海外思潮对 191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极大的吸引力 ，海外想的流入给中国的思想界带来了决定性的变化 ，反映出 1910 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卷入到同时代的世界思潮中 ，并与世界思潮紧紧结合在一起。

　　1915 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使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感到了严重的威胁。华南师范大学左双文的《朦胧的、不确定的救国理念“二十一条”交涉期间新式知:识精英的初步反应》，对中国新式知识精英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对“二十一条”交涉的反应及应对之道作了大致的梳理，认为当时他们的救国主张还是较为含糊、朦胧的 ，但他们都在努力寻找救国的方案开始认识到对人民进行启蒙，提高国民的觉悟的重要性 ，从而开始了他们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而在教育人民和启发青年的觉悟问题上，这时他们所崇尚和提出的 ，仍然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民权学说，这也是他们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同路人的重要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奇生的《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以〈新青年〉为视点》，则关注报刊、知识分子与思想运动的关系问题 ，对《新青年》及其所倡导的新文化向社会的传播过程 ，进行了具体细致的考察。作者指出，依据留存下来的《新青年》文本解读其思想意蕴 ，是既存研究的普遍范式，而不同时空背景下的阅读方式、阅读心境与阅读感受之差异 ，则多为研究者漠视。后来史家所推崇、所眷顾的思想主张，在当时人眼中或许不屑一顾 ，而当时人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可能已淡出后来史家的视野。作者认为《新青，年》从“普通刊物”发展成为“时代号角”，新文化由涓涓细流汇成洪波巨浪，都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就《新青年》和“新文化”在全国各地传播的进程而言“新文化，运动”以五四为发端，可能代表了当时人较为普遍的看法。作者还指出 ，今人谈论《新青年》，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德先生”和“赛先生”，但事实上，自晚清以来 ，民主与科学等观念经过国人的反复提倡，到五四时期已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话语。正因为民主与科学的威权在中国早已确立 ，在无人挑战其威权的情况下《新青年》甚少发表讨论民主与科学的文章;而反孔、伦理革命与文学革命等问题 ，在当时的反响却最为激烈，当时新闻媒体对《新青年》关注的焦点亦多集中于文学革命 ，其次是反对孔教，而其他“新思想”则甚少为人称道。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评述《新青年》，日益成为学界的主流话语 ，而最为时人关注、也最具实绩的文学革命 ，则渐渐淡出史家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