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辛亥秋成都保路死事始末(4)
辛亥革命网 2011-11-20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谢天开 查看：
革命派方面，四川同盟会会员亦决定参加保路同志会，准备乘机起义。留日同盟会看到川路风潮剧烈，急派吴玉章回川相机引导；同盟会重庆负责人杨庶堪及渝股东分会派朱之洪来成都，与同盟会成都负责人龙鸣剑（四圣祠法政学堂监督）、曹笃（蚕桑学堂监督）等密商决定加入保路同志会。
会党方面，各地哥老会组织，本有反满兴汉的传统，此时各地方既有绅士领头反对政府，正是他们显露身手的机会。四川哥老会的两股重要力量，一是新津的，著名的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等人的号召下，他们不仅大量涌入保路同志会；二是资中的，在龙鸣剑约集下，8月4日，罗子舟、秦载赓、胡重义、胡朗和、张尊等袍哥大佬，在资中罗泉镇秘密集会，议决参加保路同志会，并积极筹办武装力量，改同志会为同志军，借争路以起义。
正这样强大的组织结构的形成，让四川保路同志会强大到足以抗衡清朝的四川地方政权了。
舆论
1906年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新闻出版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共同制定颁行。
1908年3月，《大清报律》经宪政编审馆审核议复后，正式公布。
在当时的政府、立宪派及革命派之间，媒体工具论成为极少数他们能实现共享的认识。在这些不同政治派别眼中，报刊只能是政治斗争中所需要的机关报，与战场上的机关枪没有本质区别。
在资讯初开的清末，川汉铁路公司的意向领袖们深谙报刊的力量，那是一个无形的媒体帝国，并且靠着笔杆子与朝廷的枪杆子作对，他们捧着先皇帝光绪的“庶政公诸舆论”的神牌，一切玩得娴熟，而刚从边地赶回来的赵尔丰，本来属于一介“官屠”，只晓得高压手段，不知道笔尖刺人，不闻血腥的奥秘。
《西顾报》，诞生于1911年7月26日，在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一个月后，是川路公司的机关报。
《西顾报》从创刊到9月7日被查封，历时44天。在这44天中，每日出一大张，除第四版登广告外，其余三版大部分都是有关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内容分为社说、京外纪事、本省纪事、要件、时评、文苑等，还间插漫画。《西顾报》的发行量日均8000余份，罢市罢课后增至14000余份，而8月5日召开特别股东大会，次日的报纸印量超过15000份，仍、供不应求。这让立宪派在信息战上，成为压倒性优势。
仅在两个月内，保路同志会就创办了《保路同志会报告》、《白话报》、《蜀风杂志》、《启智画报》和《西顾报》5份报刊，“干枝相扶，严整成阵”。保路同志会成立仅半月，“文牍部则发出印刷物十六万有余件”，机关报与机关枪的效率相仿，进行大面积的信息轰炸。
对于《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主办者保路同志会文牍部宣称，将以“尽笔墨之能，从种种方面，以期贯彻本会破约保路之目的”，其主编就是因发表《卖国的邮传部，卖国的盛宣怀！》而著名的邓孝可。这份机关报创办于6月26日，仅创刊号就印了3000份，随后印刷量不断攀升，到7月中旬已增至15000份，最多时达五六万份。从创刊到7月22日，日出一期，但随后因纸张匮乏，改成双日出版，直到9月7日被查封。
《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分纪事、著录、报告、诗歌、附件等专栏，每张四小版，约数千字。它在为“破约保路”做宣传时，从来没有忘记为自己摆功。它曾经报道说四川妇孺们“每日望本报几如望岁，及得报展读，涕泪横流，且阅且哭……每读令人欲哭耳”，甚至连保宁（属阆中县）这样“距省七百余里“的偏远地方，”该地绅商闻盛奴夺权卖路事愤恨如烧，立欲知其详情。特专捷足，兼程星驰三日有半，抵成都购买保路同志会出版报告各件”。
赵尔丰同时查封的还有《蜀报》，是四川谘议局的机关报。《蜀报》创刊于1910年8月19日，由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兼任社长，朱山任总编辑，吴虞、叶治钧、邓孝可等任主笔，集中了当时四川的一批笔杆子。
《蜀报》是继《四川官报》之后四川的第二家报纸。四川虽穷，但谘议局是个权力很大的机关，在这些方面很舍得花钱。《蜀报》纯用白皮纸，印刷精美，定价高达4元8角，绝非普通读者所能问津的，多数还是机构消费者公款购买。报纸当然是亏损的，但堂堂立法机构为自己的喉舌拨点款，还是很轻松的。
在保路运动中，《蜀报》吹响的第一声冲锋号，就是邓孝可的《卖国的邮传部，卖国的盛宣怀！》。
在只掌握微量信息的前提下，邓就大胆假设，不须求证，将盛宣怀定了“卖国”的罪名。
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在给中央政府的报告中慨叹：“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纭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