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辛亥秋成都保路死事始末(7)

　　但是这五条“公启”只是纸上谈兵，保路运动风起云涌时，其声势和规模远远超出了设计者们当初的想象。浪潮来得如此之猛烈，大大出乎四川立宪派的意料，特别是各州县开始罢市后，各地不断传来捣毁巡警署、税务局等衙门的消息，使立宪派人感到，仿佛有一双无处不在的隐形之手在幕后推波助澜，四川立宪派感到局势难以控制了。

　　罢市后第七天——8月31日，赵尔丰与蒲殿俊、罗纶等四川立宪派领导人商议后，发起成立了“官绅商学界联合维持会”，用罗纶的话说：“维持者，系维持罢市时间内无生他变”，希望官商能同舟共济，渡过这一段特殊的动荡时期。但是维持会刚成立，成都街头的招贴中就出现了反对派的声音，谴责立宪派“讨好官场”，有人到铁路公司门前示威，呼喊愤怒的口号，他们大声抗议道：“如果铁路争不回来，我们死也不开市！不做生意！不读书！不纳钱粮！不交捐税！凡是叫我们开市的，就是汉奸，老子们打死他……”蒲殿俊、罗纶等立宪派首领，看着门外示威的民众，面面相觑。有人低声叹息：“事情怕是越糟了。”

　　传单

　　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更是让立宪派首领们坐不住了。第二天召开股东会，会场入口处有人在散发传单，粉红色薄纸上排满了铅印四字号，标题是《川人自保商榷书》。这份铅印传单从字面上看，没有一句革命、排满的话，甚至还表露出较为浓厚的君主立宪思想，但其激烈之处，稍加琢磨会让人震惊。《川人自保商榷书》抨击清廷“日以卖国为事”，号召四川人民“一心一力，共图自保”，提出了自保条件19条，呼吁七千万四川同胞设立国民军，自收租税，“各厅、州、县城议事会集议，选定殷实精壮子弟多至百人，少至六十名，作为临时团丁，分批轮训，驻官署官局，以便保护”，“如有卖国官绅从中阻挠，即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之间！”明眼人一眼即能读出文字背后的真实含意：名为商榷自保，实际上是煽动四川独立。

　　这份粉红的传单犹如一只不祥蝴蝶，谁看见谁都惊心。

　　罗纶见到这张宣传单时也是大为吃惊，他对同事说道：“在这种人心浮动至极的时候，来散发这种宣传单，断然不是平常的宣传品，写这个商榷书的人，一定是别有用心。若依照商榷书中所说之条款，何必向政府争路，不如直截了当扯旗造反好了！”当天，罗纶召集铁路公司股东开会，要查清这份自保商榷书是谁写的，查来查去也没个结果，这件事在当时乃至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了一个扑朔迷离的难解之谜。

　　因为这份《川人自保商榷书》传单的出现，赵尔丰勃然大怒，态度骤然大变，决定派兵抓人。在给清廷的奏折中他写道：“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风靡全省，气焰鸱张，遂图独立。竟敢明目张胆，始创抗粮、抗税，继则刊布四川自保传单，俨然共和政府之势。”赵尔丰固执地认为这份传单出自四川立宪派之手，是保路运动的宣传品。在此之前，赵尔丰与四川立宪派之间还维系着某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为了对抗中央政府的错误决定，地方上的官与绅在许多方面采取的是一种既有联合又互为排斥的姿态），以这份传单为界线，赵尔丰与四川立宪派正式决裂了。

　　《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作者是谁？当时的记载众说纷纭。据曾在四川总督府衙门任职的秦枬在《蜀辛》一文中判断，这份自保商榷书是立宪派人写的，这种判断在当时的社情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而身为立宪派人物之一的彭兰村在《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中则写道：“阎一士自高等学堂电赵督，承认自保书为所手制。”彭又说，阎一士是成都某学校的一位教员，他主动站起来承认之举动，是为立宪派首领蒲殿俊、罗纶等人开脱，其揽祸在身的行为堪称英武，然而《商榷书》却并不是他写的。彭兰村分析，可能是提法使周善培、兵备处总办王棪、盐运使杨嘉绅这三位四川官吏所炮制，目的是栽赃立宪派，为蒲殿俊、罗纶等人罗列罪名，为赵尔丰后来的逮捕以及杀戮制造借口。

　　彭兰村居于猜测之上的分析似乎也有道理，但并非事实。据《荣县志》载：“县人朱元慎（按：又名朱国琛）掌控农事试验场，密布独立商榷书。”《巴县志》载：“荣县人朱国琛撰自保商榷书，散布铁路公司会场。时方开股东会，与会者数百人。尔丰得其书，以其辞妄，疑咨议局长蒲殿俊等所为。”

　　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出放的一只蝴蝶，它翅膀煽动效应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暴风骤雨……

　　两天前(9月5日)的上午，川路公司股东会开会前，农事试验场场长、荣县人朱国琛，及刘长叔(戊戌六君子之刘光第之子)、杨允公等守在会场门口，向与会的股东代表们分发一份他们自己撰印的传单。分发传单，在川路闹事以来，早已是家常便饭，即使不少人都知道朱国琛的“党人”(革命党)身份，也不惊异。连主席台上的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也取了一份，翻一翻，没说什么。谁都没有料到，这份名为《川人自保商榷书》的传单，是同盟会精心设计的一根导火线，它即将引起一场颠覆整个中国的暴风骤雨。

　　这份商榷书，在描述了国家面临的巨大外患之后，提出了四川的“现在自保条件”和“将来自保条件”。

　　在多达15条的“将来自保条件”中，除了发展铁路、航运、实业、教育等民生事业外，还提出编练“国民军”、建立兵工厂等敏感建议，直接提出了枪杆子的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在商榷书的最后，明确提出，对待反对者，“应以义侠赴之，誓不两立于天地”。换言之，就是毫无“商榷”的“杀无赦”。

　　毫无疑问，这份“商榷书”就是脱离中央、自备武装的一份“独立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