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辛亥秋成都保路死事始末(6)
辛亥革命网 2011-11-20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谢天开 查看：
成都市民这次罢市十分齐心。只经过大半天功夫，不仅大街，就连僻处小巷的店铺也毫无例外地关歇了。
“成都本是一个肩摩踵接，繁荣热闹的大都市，至此立刻变成静悄悄冷清清的现象。百业停闭，交易全无。悦来戏院，可园的锣鼓声，各茶馆的清唱声，鼓楼街估衣铺的叫卖声，各饭店的喊堂声，一概没有了。连半边街、走马街织丝绸的机声，打金街饰店的钉锤声，向来是整天不停的，至是也听不见了。还有些棚户摊子，都把东西拣起来了。东大街的夜市也没人去赶了。无论甚么场合，每一个人视听言动所接触的，完全集中于保路斗争这一个问题。至于那些罢市人家的生活，只有少数有钱人家，平日就是关上门吃闲饭，毫无问题；而多数专靠劳力吃饭的或专靠卖货物吃饭的工商业者，一旦生产与买卖全部停顿了，生活马上就成问题，但他们也毫不顾虑及此，而争先表示同情争路。”（石体元：《忆成都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页57。）
罢市实现后十多天，提法使周善培到成都商商会开会演说，劝导商民开市，并且说当年上海罢市，“商民损失非浅”。但商民当场表示：“我们情愿饿死”，仍不开市。“周大惭下台，时坐中有以茶碗飞打周孝怀（善培），群起攻之，且谓把周孝怀这个娃娃，跟我掀倒。众人骂不绝口，周大窘而去”。（《川人争路冤狱记（一）》，《民立报》1911年10月9日）
随着罢市的实现，保路同志会还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斗争手段，那就是要求市民到处供起光绪皇帝的牌位。“各街居民，均用纸书德宗景皇帝神位，供以香火。有旁注毅然立宪者，有注庶政公诸舆论，川路仍归商办者，有书光绪皇上在天之灵者。有印剧者，有自行书写者，种种不一。然遵守先朝谕旨之意则同。万众一心，邀求收回成命而已”。（三余书社主人：《四川血》，《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册，页413。）
对这种特殊的斗争策略，曾经亲历其境的郭沫若作了很高的估价。他写道：
供光绪皇这个策略，在当时可算是一个杰作。保路同志会有的是钱，因为有铁路公司做背景。宣传的文件因而也层出不穷，如像小册子、日报，都络续发行，还发行了无数光绪的牌位。那牌位是用长条黄纸印的，正中写着‘大清德宗景皇帝之神位’，左右两边写着‘庶政公诸舆论’，‘铁路准归商办’。这在现在想起来，觉得有些滑稽。然而，它在当时的效果，的确在后来的传单标语之上。每家每家的人把这种黄纸条来贴在自己门口，一早一晚都焚香点烛地礼拜。
这给大家的效果是怎样呢？
这使运动带着了一种宗教的色彩，利用封建时代的迷信，无形之间把群众在一个目标之下统一了起来，团结了起来。
在封建社会的教条之下束缚久了的人，最怕的是‘犯上作乱、不忠不义’的罪名。假使你硬直莽撞地要教他起来造反，要教他起来革命，那怕你就要杀他的头，剿他的家，他也不敢担负这个罪名。在当时从正面来运动的革命的人，很难得到群众的响应，反而由群众误会‘乱党’或“会匪’，其原因也就在这儿。好了，现在大家都供的是光绪皇，大家的行动是对于皇帝的忠义。这无论怎样都不能说是造反。有了这样一个保障，不期然而然地大家竟起来造反来了。
这种特殊的斗争手段还收到一个效果：尽管保路同志会领导人的本意也许是想表明他们并非背叛朝廷，但他们供的是皇上的神位，“庶政公诸庶政”，“铁路准归商办”两语又分别出自光绪皇帝的谕旨，这就使官府难以取得借口进行干涉和镇压，陷于进退失据的困境。“甚至有小学生数十百人，各抱先帝神位，相率至督院跪求代奏。其悲惨之状，磬竹难书也。”（《川人争路冤狱记（一）》，《民立报》1911年10月9日）
街心上到处扎起临时的过街台子供起“圣位牌”后，清朝官员经过时还得下轿或下马步行，更显得狼狈不堪。
铁路公司的股东是由全省各县派来的代表。成都的做法便照样传到各乡各县，罢市浪潮迅速向外扩展。“南至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所播，势及全川”。（《御史范之杰奏折》，《四川铁路案档案》，《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4集，页466。）
成都罢市活动伊始，为防范武力骚乱，打乱保路运动步骤，四川立宪派拟定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公启》，广为张贴散发。
1. 勿在街头聚群；
2. 勿暴动；
3. 勿打教堂；
4. 不得侮辱官府；
5. 油盐柴米，照常发卖。
公启结尾还特别告示民众：“能守纪律，便是国民，无理暴动，便是野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