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盐务改革(3)
辛亥革命网 2011-03-06 00:00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作者：刘经华 查看：
张謇抵京后，首先征得袁世凯赞成，并得到熊希龄、张弧、梁启超诸先生的支持，然后与袁的心腹，时任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会晤，商议先以政府名义将计划书提交给临时参议院，然后改组盐务署，为实行改革之筹备。周学熙是民初北方财政、实业界的著名人物，为振兴经济出谋划策贡献诸多，当时中国实业界就有“南张（謇）北周（学熙）”之称。但在盐务问题上，周一向是保守的，就像后来担任盐务稽核所会办的英国人丁恩所说“对过去怀有深情”。他曾于1906年任长芦盐运使，在他筹办中国实业银行时，就拟以长芦、山东、两淮、浙江等地盐商为主要股东，并得到盐商们的大力支持。景学钤揭露他是淮商领袖，家财巨万，手中现握盐票40余张（每张时价万余金）。周虽与张謇素有戚谊，但为保护手中引票，蓄意阻扰改革，先是将《计划书》原文泄漏给淮商，致使上海报纸登载原文时逐段加以反驳：随之各省盐商攻击反对电文雪片而至，一时闹得沸沸扬扬。继而周又另抛一案，称《财政部改革盐务说帖》和《财政部改革盐务计划书》，与张謇改革案一并提交临时参议院。该案几乎全文照抄张謇的计划书，仅将官收改为官收、商收并行，将商运改为保存专商引岸。周氏此举，乃釜底抽薪，全盘否定改革计划。张謇目击此状，知现政府万无改革希望，遂决计即日南归。
中央盐务改革的形势不容乐观，地方上的情形又如何呢？革命运动加剧了清末以来盐务
管理混乱的程度，导致了传统体制功能的全然丧失。例如，在四川，1911年至1912年冬，犍为、乐山、富顺、忠县四个主要盐区的食盐出口通道全被云南的军队封锁；成都通讯社1911年9月7日报道劫匪们冲击盐运司。在扬州，人们组织起来保护盐运司；在宜昌，革命者抓获了监理盐政的道台官员；在安徽，管理大同盐厘税收的海关人员描述了1911年12月S日革命起义部队之间为控制当地盐税收入而引发的战斗。扬州、宜昌、大同都是盐税征收的rp心。即使在淮盐引地，引制亦难以发挥作用。1913年淮北盐只运输了67 870引，而1911年前是360 000引。传统的盐政不能继续有效运作了，正如邓孝可所说的那样“批发的资本金没有了，盐运路线中断了，盐税部门被焚毁了，盐商逃跑了”。由于时势遽变，盐政紊乱，地方政府几乎完全停止向北亡京上缴税款。1912年3月财政总长陈锦涛在呈送临时大总统的报告中诉苦说：“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划归中央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该省迄未照解前来，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这应是当时真实的写照。
辛亥革命时期的盐务改革运动，一开始就是无序的，局部的。当时同时并存着数个改革中心，主要分布在南京临时政府管辖范围内的一些南方省份，如江苏、浙江、四川、福建、广东。在江苏，张謇支持就场征税的政策，他利用担任两淮盐政总理的机会，计划以两淮盐区为试点，把改革方案付诸实施。在四川，邓孝可向1日盐法发难，“民国成立，川省首先举义，以1日盐法多苛政，悉罢之。邓孝可主盐政，取消官运，破除引岸，改为就场征税。只于各场设榷税司，专管税收事宜”，新定税则“不及旧收三分之一”，“此后无论何省何商，均可赴场纳税购盐，自由运售”；广东也“改为自由贸易，于民国元年一月开办”。云南等省份因边远人民反抗激
烈，早已实行民运民销。在浙江，军政府于1911年成立了由庄松甫、范高平任局长、景学钤任秘书的盐政局，并发表由景氏起草的宣言，实施“官售商买”，废除专商。景学钤的“就场专卖”政策在福建以及东北的吉林、黑龙江得以采纳，并计划推广到奉天。据景学钤的《盐务革命史》、丁恩的《改革中国盐务报告书》所述，1911 - 1913年各大盐区盐政基本情况可如表1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