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诚三传平叙（上）(6)

　　又，卢智泉和温楚珩在《记詹大悲办<大江报>和汉口军政分府》一文中记曰：“清光绪三十三年【品绶案：两位先生在这一时间的记忆上有误。余诚病危回国，暂住武昌雄楚楼族兄余子存家中，是在农历己酉年即清宣统元年、也即公历1909年】，同盟会鄂省负责人余诚（字简斋，麻城县人）由日本回到武汉，住雄楚楼街，同来的有同盟会员温楚珩（北京人），稍后回来的又有同盟会员黄侃（字季刚，蕲春县人）。……自此以后，詹（大悲）陆续介绍的同志甚多，其中比较优秀的，在学界有黄梅县人宛思演、梅宝玑，黄冈县人熊继贞（字子贞，又名十力），蕲春县人李翊东（字西屏）、陈屯（字冕亚）、张浩（字东屏）；在军界中有黄陂县人蔡济民（字幼襄、吴醒汉、潘康时（字怡如），京山县人王守愚（字玄奕），河南人龚霞初、唐牺支、杨王鹏（字子鬯）、刘尧澂、蒋翊武、鈡琦，贵州人王宪章等。此后这些同志均成为军学两界的重要领导人物。”

　　由此可见，十力先生对于余诚去世前不久，在武昌的革命活动情况，也是比较了解的。

　　事实上，对于余诚和其他几位志士，十力先生也“尝论次其行事，以为之传”。然而，非常遗憾的是，诸传在“癸丑散佚，今不可忆。”这真是非常令人惋惜的事！

　　以下就是十力先生的《日知会王刘余何朱诸传》。

　　日知会王刘余何朱诸传      熊十力

　　谨案：民国元年，今大总统黎公，时以副总统领鄂都督事。於是年冬，特设武昌日知会调查记录所，创修《日知会志》。以孙武、蔡济民、季雨霖主所务，余亦兼编辑。搜集未竟，迄於癸丑。而南北战事起，余退耕田里，日知会调查记录所亦无形消灭，集稿散佚矣。……日知会诸子，多不羁之才。而王汉、刘敬菴、余仲勉、何见田、朱元成皆天资过人，立身有本末。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而敬菴尤卓犖，迺皆以年少遭惨变，不得竟其学，展其才，惜哉！余自弱冠与诸子相从忧患，昔尝论次其行事，以为之传，癸丑散佚，今不可忆。又年来心事恶劣，学殖荒落。兹为诸子传，盖十不得彷佛其一二，聊以备国史之採云尔。

　　王汉，字竹菴，湖北圻水人。（下略）

　　刘敬菴，名贞一，又名大雄，以字行。（下略）

　　余仲勉，号简斋，湖北麻城人。幼有异禀，从兄敬堂，受学于余浩吾昆弟，略识周秦学术源流。少长，读明末诸子书，慕船山黎洲之风，慨然有继述志。会清那拉后临制，亲贵擅柄，民生日瘁，国势日蹙。仲勉益愤，乃挟书游长江上下，阴求豪侠之士，首事改革。甲辰夏，同刘敬菴、何见田设科学补习所於鄂。语在敬菴传。是秋，驰赴日本，规设中国留学生会，从粤人某，学制炸弹及放射术，改字剑侪。乙巳秋，见孙文于东京，纵谈时局，多中肯要，遂策成同盟会，聚党徒数千人，风动中外。孙文大奇之，以湖北党务委。未几清廷授意於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陈天华愤懑投海死。天华者，仲勉石交也，欲与俱殉，友人责以后事，乃已。寻与王博沙回沪，创设中国公学，为收集党人地。复入鄂，通日知会，谋益亟。时日知会附设学校，及武昌繙译学校，皆党人机关，以仲勉掌教职。仲勉痛刺时事，无所避，诸生闻感泣下。丙午秋，萍乡举义，仲勉与刘敬菴、朱元成、何见田、胡瑛等，谋为桴鼓应，而军资无出。适益阳李某佐职来鄂，因沔阳郭尧阶入党，言六合锑矿公司存款可挹注。仲勉遂约同志，往汉口某纸厂，订立合同，事甫就，为尧阶所闻，尧阶故留学东京，好冶游，私赴某纸厂，取其款，懼同志弗容，阴洩其事於清巡警道冯启钧，启钧委之为侦探队长，转导捕党人。刘敬菴、朱元成、张难先、胡瑛等皆逮狱。仲勉令其妻善事敬菴母，而阴欲招死士轰炸官署，出敬菴等於狱，事未就，而声益张。仲勉叔子敦、友人孙楷成、彭华卿、屈竞存，乃促仲勉暂避地，行抵沪，入公学。公学，党人麇集地也。诸同志以湖北事败疑仲勉。适某君窃视其日记，疑尽释，遂推为公学干事。明年春，清南洋大臣端方，侦得情实，悬五千元以购其头。仲勉疾走日本。时中国留东者尚万人，率塗饰徵逐，仲勉独岸然不随流俗为转移，因改名诚，字季穆，一意孤行，不复事交游矣。诸同志争引重，举为湖北同盟分会会长。仲勉恒言当世人心风俗败坏，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必丧。以故忧时甚深，与人言，辄涕泗呜咽，及遭党禁，漂苓陦国。又以不得事父为忧，后以疾笃归国。易箦时，犹口诵《道德经》，言某字疑误，遣人索书於余祖言，及祖言持书至，已气绝矣。卒年二十有六。无子。仲勉为人，志行坚苦，其学泛滥百家，而以老氏为归。於并时人，独尊馀杭章炳麟太炎。弱冠举于乡，后悔之。既卒二年，武昌起义，同志哀思不已。初仲勉家中落，同县曾耀先时时资之。耀先者，血性好义士也，著有《死书》数卷。先仲勉卒。

　　何见田，又名自新，字季达，湖北黄冈人。（下略）

　　朱元成，号松坪，字子龙，湖北江陵人。（下略）

　　（引自熊十力著《新唯识论·心书》，中华书局1985年12月第一版、第一印，第九页至第十五页。）

　　根据十力先生的记叙，并将《日知会王刘余何朱诸传·余仲勉》和余祖言的《志士余仲勉传》相互比对，我们似乎可以作出如下几点推测：

　　一、余祖言“民国壬子”（即熊文所记“民国元年”）是应“日知会调查记录所”之请而撰写《志士余仲勉传》的；

　　二、余祖言当时送交给记录所的那篇《志士余仲勉传》，其“辞蕪”，故篇幅应该比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仲勉传》要长；

　　三、熊十力1918年撰写《日知会王刘余何朱诸传·余仲勉》时，阅读参照了余祖言“删其蕪者”前的《仲勉传》（余祖言“删其蕪者”是在“壬戌冬”，也即1922年底或1923年初，这已是四、五年以后的事情了），熊、余所撰两传在内容和结构上大致相同，甚至某些语句也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