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诚三传平叙（上）(7)
辛亥革命网 2013-07-12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余品绶 查看：
因此，虽然熊十力的《日知会王刘余何朱诸传·余仲勉》比张难先的《余诚传》早了二十七年，更比余佩鸿的《余诚革命事略》早了六十八年，但却没有提供独立于“余诚三传”之外的信息。这也就是拙文名曰“三传”平叙而不叫“四传”云云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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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余祖言最早提供了余诚的生平资料，再经有关程序，才有了黎元洪（1864—1928）批准麻城建造“三烈士祠”之举。
麻城余氏壬子（1912年）版《余氏宗谱》记：“今民国成立，简斋志士为革命钜子，方将议卹。我邑西乡已请鄂军都督黎许，与屈君子厚、周君干臣同祀于杏花村，号“光黄三烈士祠”。与“宋贤祠”并列，国家报酬，邑人崇拜，可谓至矣！”
关于麻城的“三烈士祠”，《余诚革命事略》的作者余佩鸿先生手稿记曰：“麻城有辛亥革命三烈士祠，祠在岐亭西约四华里之杏花村。杏花村即宋陈慥季常隐居之处，有陈季常墓。苏东坡所写之《方山子传》即其人。民初，屈佩兰先生、先君余公祖言及唐美生先生等呈请政府建三烈士祠于陈季常庙侧。三烈士即周公幹臣、屈公子厚、先叔父余公简斋。”1941年，佩鸿先生“督学麻城，特过歧亭晋謁。时祠已失修，颓垣败瓦，杂草丛生；然遗像可见，碑匾犹存。”1945年，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佩鸿先生“复原”回汉前，曾再次拜谒麻城三烈士祠。但想不到，这一拜，竟成了“永诀”。如今，也不知还有多少人知道，那里曾经有座“三烈士祠”。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志士余仲勉传》寄达北京政府有关方面，遂为若干上层人士所知晓。
1935年，余祖言受麻城县县长郑重（梅轩）之聘，任民国廿四年版《麻城县志》纂修，与毛声远先生同编《耆旧》篇。在该版《麻城县志续编·卷十一·耆旧·文学》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一篇文字：
“余仲勉，字简斋。东乡人。幼随父兄之商城，师事宗兄浩吾，读书过目成诵。闻戊戌政变，心不懌。
甲辰东渡，潛学制炸药及放弹术。改字‘剑侪’。助成同盟会，前总理孙大奇之，令图鄂。
会日本发布《取缔学生规则》，遂归鄂，结日知等会。岁暮旋里，族人悯其憔悴，劝以缓图，仲勉谓：‘救焚拯溺，胡可缓也！’言毕泣下，热血喷出，病始作矣。
明年春，携妻萧氏居鄂垣。五月，充日知会附设学校教员，复任武昌翻译学校校长。
秋，萍乡事发，与刘静庵、朱松坪、胡经武谋响应。有郭尧阶者，泄其谋於巡警道冯少竹，少竹命尧阶为侦探队队长，令捕仲勉等。时静庵为日知会会长，仲勉劝之先去，己留养其母。越数日，经武、松坪皆被逮。仲勉营救不得，乃易服走上海，投公学，为干事。
清南洋大臣端方侦仲勉职任‘湖北分统’，能制五种炸药，乃悬赏五千元图捕仲勉。复东渡，改名‘诚’。同志举为湖北同盟分会会长，旋任《河南》杂志主笔。
己酉秋，病日增，诸同志送之至沪，其兄迎归，止于少时读书处。
将卒之夜，口诵《道德经》，忽攒眉曰，某字疑误，命人至族兄祖言处索《老子》，祖言持书至，而仲勉气绝矣！年二十六。
其妻越一岁卒，无子，一女又殇。以其兄子佩训为嗣。
仲勉善缀文，癸卯乡试副举人，恐人知之也。
著述多散佚，《告同乡父老书》、《河南》杂志及日记尚存。”
【品绶案】：一、原文不分段，无标点；
二、原文中的排印瑕疵（如“己留养其母”，原误排为“已”），转录时径改不注。
显然，这篇约四百三十字的传记，就是《志士余仲勉传》的压缩版（约占《仲勉传》篇幅的52％）。所以，能读到余诚传记的人就多一些了，影响也就广泛一些了。
不幸的是，此后连连战乱，除有特殊任务和术业专攻的人士之外，鲜有关注“县志”、关注“耆旧”篇者。1949年以后至改革开放以前，对“国民党的麻城县志”，更少有人涉足其中。《仲勉传》几乎彻底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