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堂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2)

　　中和堂对新马华侨社会革命力量的调动，不久亦逐渐往知识分子界拓展。原为维新派的《天南新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世仲之兄)、康荫田等人，即因与尢列密切往来，受革命思想影响，而加入中和堂，由维新派转为革命派。[31]经尢列的推介，黄世仲得于1902年冬担任香港《中国日报》记者，而黄伯耀、康荫田则在1904年新加坡革命派创办的第一家报纸《图南日报》担任记者。[32]其后加入中和堂的何德如、胡伯镶、邱焕文等人，亦是新马华侨社会中杰出的知识分子。何德如“中西学问，深饶根底”，[33]入中和堂后传播革命甚力。

　　尢列的革命宣传，后来也获得两位新加坡华侨富商陈楚楠和张永福的青睐。⑥陈、张二人早年热心于维新运动，[34]然因庚子事变而怀疑清廷保国安民的能力，渐渐转向革命。[35]1901年，他们加入了由陈连亩(楚楠之兄)组织的“小桃园俱乐部”，常聚集讨论中国时事及种族革命。[36]两人获悉老兴中会员尢列已在新加坡宣传革命，便由黄伯耀介绍，专程请谒，一见如故。[37]陈、张二人由此“渐倾向革命真理”，始得探索革命之门径。[38]在尢氏影响下，两人完全接受了革命党，完成从维新派向革命派的彻底转变。[39]

　　上海“苏报案”发后，陈、张二人深感有必要在南洋华侨社会内创办一种革命报刊，以为革命宣传之喉舌。[40]在尢列的积极支持和策动下，被称为“南洋革命党报之元祖”的《图南日报》于1903年秋冬间进入筹备阶段，次年春正式发行。[41]此报初由尢列介绍郑贯公担任总编辑，后改聘陈诗仲，郑、陈均为香港《中国日报》的记者。尢列则受聘为名誉编辑，中和堂成员黄伯耀、何德如、康荫田、胡伯镶、邱焕文等分任撰述译务。[42]在署名“吴兴季子”的发刊辞中，尢列开宗明义地阐明“图南”就是接近南洋之意，目的在于不分阶级地去接触华商、华工、土生华人及那些移民至南洋的华人。[43]

　　作为当时身处新马的兴中会领袖，尢列与远在香港地区、日本、美国的孙中山保持经常而密切的联系，以使孙氏的革命宗旨得以切实贯彻执行；在加强《图南日报》与香港《中国日报》、檀香山《檀山新报》及旧金山《大同日报》等革命报刊间团结互动的沟通中，他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44]《图南日报》开办后，致函《檀山新报》，要求互换报纸。⑦孙中山见后，大为快慰，并移书尢列探询该报为何人组织，以便通讯。尢举陈楚楠、陈诗仲等告之。[45]1905年7月初，孙中山由巴黎赴日本，船泊新加坡时，尢列如约偕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登船谒见。[46]1906年4月6日，孙中山抵新加坡，在下榻之地晚晴园成立同盟会分会，尢列与陈、张等一同宣誓加盟。[47]

　　三、中和堂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

　　中和堂是革命推进的直接产物，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它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或疏或密，其在革命中所发挥的作用也有所不同。

　　香港中和堂的诞生，旨在联络秘密会党和农工阶层，传播革命思想，以期维系革命组织，“济兴中会之不逮”。横滨中和堂创始之初只是华侨劳工的小俱乐部，经陈少白、尢列二人先后定名、改造后，其与兴中会的联系有所加强，革命意识因而增长，影响逐渐扩大。革命派在横滨面对的严峻形势，决定了中和堂之发起，在于发动华侨劳工，与保皇会抗衡。成立于1895年11月的横滨兴中会，随着康梁逃来横滨，及会长冯镜如倒向保皇派，活动日趋消沉，不能发挥革命团体应有的作用。而如上所言，围绕大同学校事件，在保皇、革命两派的斗争中，中和堂发挥了重要作用，亦即在横滨兴中会活动进展困难之时，代之而起的中和堂，实际成了当地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力量。[48]

　　1901年尢列由日赴新，创建中和堂，向当地华侨秘密会党和下层社会(农工阶层)鼓吹革命，并尽其所能将影响扩展至知识分子界及商界，于发动新马华侨支持、参加革命具有开创之功。作为革命派早年侧重发动私会党政策的一部分，[49]新马中和堂的设立及所进行的活动，为日后新加坡同盟分会的建立，奠定了必要的思想、组织基础。具体而言，具有兴中会重要领袖与私会党分子双重身份的尢列，其在下层社会、知识分子、富商等华侨阶层中力所能及的革命宣传，为日后革命派开展类似工作做了必要的准备，提供了一些借鉴和经验。总之，早期的新马中和堂(1901—1906)不仅是革命的外围组织，即“兴中会外府”、“兴中会之别派”，某种程度上也是“兴中会南洋之支会”。[50]其主要的贡献，是在于招致下层社会和会党人士参加革命；尢列在灌输革命思想或进行革命的行动上，都开创了先例，并获得他们一定的支持，形成了日后革命运动的重要基础。[51]

　　香港、横滨中和堂及早期新马中和堂都与兴中会关系密切。而1906年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新马中和堂作为革命外围组织，开始与同盟会并肩作战，协助同盟会在新马各地建立分会(且中和堂成员也有加入者[52])，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回国参加起义，为革命事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孙中山偕林义顺、李竹痴前往吉隆坡扩大组织时，就得到当地中和堂支柱杜南、陈占梅等人的协助。[53]1907年8月20日，《中兴日报》出版，何德如、胡伯镶为其撰稿，与保皇派论战，笔锋犀利。[54]何氏还曾于1909年1—6月、1909年11月—1910年2月，两度出任该报总编辑。[55]当陶成章、章炳麟发起倒孙风潮时，他在《中兴日报》上刊布两篇社论，并转载《中国日报》、《公益报》和日本《日华新报》所刊登的一些文章，为孙中山辩护。[56]1907年11月他与何心田、胡兆鹏、胡亭川等人创办开明演说书报社，按期敦请革命派名流演说革命真理，争取中下层社会对革命的支持，“实开南洋风气之先”。[57]康荫田则与郭渊谷、周献瑞等人组织演讲队，每周日在各交通要道演说反清排满，反对君主立宪，慷慨激昂，闻者感动。[58]先后担任香港《中国日报》、《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记者的中和堂成员黄世仲，在宣传革命思想方面亦不遗余力。除了撰《辨康有为政见书》一文(1903年)批驳康氏外，他还于1907年自创《少年报》，并在其上登载自作《洪秀全演义》。1908年8月此书由中国日报社以单行本出版，风行海内外，在南洋及美洲华侨聚居地家喻户晓，并改编为戏剧，“其发挥种族观念之影响，可谓至深且巨”。[59]

　　新马中和堂成员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60]是1907、1908年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的实际指挥者。王、黄二人皆于1907年加入同盟会，并分别被孙中山委任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镇南关都督，受命发动钦州起义、镇南关起义。次年3月，孙中山又命黄与王、关谋划河口起义。[61]而身处广州的邹鲁，亦积极奔走策划起义。[62]黄、邹皆为同盟会员。另外，中和堂成员大多出身劳工阶层，他们经济基础薄弱，但在反清斗争中，也捐资支持革命。1906年后，不少新马中和堂成员加入同盟会，故其捐资时，“皆以同盟会名义行之”。[63]而其他未入同盟会者也有所捐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