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堂的兴起、发展及其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3)

　　1909年以后，尽管那些已加入同盟会，服膺革命真理的知识分子，如黄世仲、黄伯耀、康荫田、胡伯镶、杜南、陈占梅、邹鲁等，仍是各地同盟会分会的骨干和领袖，积极参加革命工作，但随着革命派的工作重点逐渐由秘密会党转为知识分子和新军，革命军主力发动地由国外转向国内，中和堂作为一股革命力量，其地位已大为下降。加之新马中和堂本与当地华侨会党渊源极深，虽非洪门的支派，且经过革命思想的熏陶和洗礼，少有帮会的山头主义习气，[64]但仍改不了其组织散漫、纪律松弛之固有毛病，[65]而这并不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或曰新马中和堂不过是兼具社会性和文娱性的俱乐部而已。[66]中和堂将领关仁甫等人在河口起义失败后流亡新加坡的种种行为，如寓于中兴报馆、武装抢劫等，引起孙中山的强烈不满。孙氏在1908年10月致吴悟叟的函中，称关“不听号令”。[67]而在1909年4月致暹罗同盟会员的函中，他对关仁甫等人的怨愤已达极点，说关等在新加坡、香港地区劫案频闻，“有辱吾党之名”，“吾党前程几为之累”，称其为“广西败类”、“贼性到处不改”。[68]在另一封信件中，他还提及，蔡厝港中兴石山开办后，败兵仍不受约束，在新发生劫案，尢列被牵涉入狱之事。[69]1909年4月22日，尢列与另外十九人被释放，旋遭驱逐，[70]因于5月10日乘船前往暹罗。[71]如此一来，新马中和堂随着尢列的离开而与同盟会关系渐疏，实不能再继续发挥联系下层社会(农工阶层)的作用了。孙中山在尢离新后被华民护卫司传召，在表明与尢氏昔日的“四大寇”革命情谊的同时，也强调自己在新加坡与尢毫无关系，且对其吸鸦片和行为不当感到失望。[72]可见，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后，尢、孙二人的关系已日渐疏远，[73]而反映在团体层面则是新马中和堂与同盟会关系的渐行渐远。尢列离新赴暹，标志着尢列及其他未入同盟会的中和堂成员开始退出同盟会的体系，走上真正独树一帜的道路。或曰中和堂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实建立在尢列与孙中山的个人联系之上。[74]各时期中和堂与兴中会、同盟会的关系及作用见下表(表1)。

　　尢列在新马从事革命活动数年，使不属于保皇会的华侨(中立的华侨亦除外)大多聚集于中和堂的旗帜下，实在不能排除其个人野心。新加坡会党首领邓宏顺曾说，1901—1906年中和堂旗下的华侨认为尢列是革命党唯一的领袖，及至1906年孙中山南来新加坡组织同盟分会，有些华侨以为尢氏既是革命领袖，为什么又有一个孙中山再来提倡，是不是有几种不同的革命？[75]霹雳同盟分会会长郑螺生也对尢列的个人野心和新马中和堂宣传革命的方式颇有微词，说尢“藉兴中会之名义……滥收党员，无非敛财为目的”，并说新马中和堂在同盟会东京总部成立后“亦以同盟会之名义，提倡革命，收入党费，以为其本会宣传革命之用”。[76]这或可视为新马中和堂独树一帜的征兆和前奏。1906—1911年，中和堂仍是革命的外围组织，但与对其他革命外围组织(如书报社)态度不同的是，有的革命党人更愿意将其视为独立的革命团体，称其为南洋侨胞中的“三大分野”之一，即所谓“尢列为其领袖，其言论行动，表同情于同盟会亦多，或且附庸于同盟会，立于统一战线攻保皇党，惟迄于革命成功之日，中和堂始终未与同盟会合并，此其同而不同者”。[77]这种“同而不同”，反映出新马中和堂后期的分门立户趋势，虽然它仍支持革命。

　　中和堂与其他革命力量一道在人力、财力等方面对辛亥革命做出的力所能及的贡献，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鼓舞了国内民众推翻腐朽清政府的决心，同时也为自身参与革命争取了主动。然而，香港中和堂在尢列1900年赴日后不复存在；横滨中和堂在他1901年南来后独立发展，与革命派的关系实际并不密切，仅受后者名义上的指导，仍是一普通俱乐部。[78]因此，香港、横滨、新马三地的中和堂只有时间上的延续性，即先后由尢列创建、改造或主持，而无组织联系和上下统属，真正发挥较为长期革命作用的只有新马中和堂。不过，新马中和堂并没有明确的革命宗旨，也缺乏组织凝聚力，故其对辛亥革命的团体贡献亦有限，惟其某些成员参与革命时多以个人身份为之，活跃时间各异，个人贡献有差别，却不可小视。概而言之，中和堂的革命作用及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就团体方面而言主要集中于1909年与同盟会分道扬镳之前，个人则不止于此；而在1906年新加坡同盟分会成立前，中和堂(尤其是横滨、新马中和堂)确是一股有一定影响力的革命力量，可视为当时革命团体勃兴的代表之一。

　　余论

　　中和堂与致公堂同为革命派倚重的秘密会党团体，且前者的创建者是兴中会领袖之一的尢列，但以具体实力计，前者远不及后者，兹仅以成员数论之：据颜清湟的研究，在1906—1911年10月期间，新马革命派(包括革命派的支持者)最多只有2000～3500人，仅占当时新马整个华侨社会15岁以上总人口的0.3％～0.5％；而武昌起义爆发后的一个月内，新马响应中国革命者也只有30000～41000人，对应比例为4.4％～5.9％。[79]三地中和堂中发挥长期作用的新马中和堂，其成员总数就可想而知了。1913年中和堂在向北京政府内务部申请立案的呈文中，自称“党员不下四十余万”，[80]未免过于夸张。而北美致公堂则不然，其成员分别占旅美、旅加华侨总人数的“十之七八”、“十之八九”。[81]1907年美洲华侨已有272,829人，[82]其中大部分集中于北美，由此可以想象北美致公堂的实力。两相对比，实力互见，这种差距决定了两者在华侨社会中实际影响力的大小，也决定了革命派对他们的态度。

　　从既有资料来看，孙中山对中和堂关注甚少。孙氏明确提及中和堂，是在1902年。当时尢列已在新马建立中和堂并开始宣传革命，然孙氏认为中和堂只是“海隅下层之雄”，革命要成功，非得发动“士大夫”不可。[83]孙氏这种对中和堂的轻视态度，对其他革命党人产生了不小影响，致使革命党人只欲争取中和党的上层知识分子，而不考虑从内部真正改造并与之合并的问题。相比之下，革命派利用致公堂的方式则有很大不同：对于致公堂，孙中山认为其在北美“势力极大”，[84]对其非常重视，欲从内部改造、利用之。为此，他1904年在檀香山加入洪门，而后前往旧金山，改订洪门致公堂的章程，将同盟会的纲领融汇其中，向其灌输革命思想，并于1911年动员全体同盟会员加入致公堂。孙氏一直与致公堂的首领关系密切，并得后者支持，与其一道从思想上争取普通会众，发动他们为革命捐款。事实证明，孙中山对致公堂的改造、利用是成功的，同盟会时期北美致公堂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对革命派的支援居于各地之冠。[85]

　　武昌起义爆发后，尢列回国，命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黄世仲等中和堂同志统率所属民军，参与广东军事。[86]1913年春，尢列应袁世凯之召北上，向内务部呈请中和堂立案，并出任总统府高级顾问。[87]后尢虽弃袁而去，但此事在当时影响恶劣，最终导致其与孙中山关系更加疏远。[88]而1912年3月，王和顺统领之中和堂“惠军”在广东与督部新军的冲突，即已让孙氏感到气愤，并通电广东报界予以责问。[89]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二次护法，延请陈少白、尢列、杨鹤龄三人居观音山文澜阁，以叙昔日“四大寇”之谊。然尢因与陈语言不和，加之与孙之革命情谊已如明日黄花，不久便离去。[90]中和堂立案后，虽为独立的政党(亦即“中国共和党”)，然已成革命的细枝末节，不能左右局势了。

　　注释：

　　①本文所言“辛亥革命”，系采其广义，时限为1894—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