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桐与辛亥革命(2)

　　另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滔天）为此书撰写弁言，略述读后之感，对排满革命深表同情，谓：“顷吾友恨海氏，又将所编之《亡国惨记》一卷，出示余。余读之竟，乃皆系满洲入关残杀汉人之一部惨历史。始知满洲人种，虎狼成性，蛇蝎居心，自祖宗以及子孙，传遗之而不改者也。余慈悲人也，故对于此事，不能为支那人痛。余又好不平人也，对于此事，更不能不对满洲人愤。呜呼！天道好还，人道不可以一日或灭。满洲人如此，其应受诛戮淘汰之列，可无容疑，是满洲人被排之结果，其为支那人之雪愤复仇者，其事小；其足以彰世界文明之公理与正义人道者，其事大。”[13]

　　二十多年后，田桐在《革命闲话》中有专节回忆《亡国惨记》成书的大致情形，“乙巳之岁，田桐集有明遗老所记佚事、清时严禁各书，名曰《亡国惨记》。书成，资不足，刘仲文慨认二百元，始付梓。章太炎先生题辞曰：“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除，汉道将何冀。”是书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风行东京、南洋、香港及美洲等处，不及一年，售逾三万册，“上海及内地有禁令，无敢代售者，持往者则有之，可见人心覆清之心，是时至为激昂也。”[14]

　　《亡国惨记》面世后，于各种媒体上广为宣传。《民报》第9号登广告称：中国章太炎炳麟先生题词，日本白浪庵滔天宫崎寅藏先生弁言，并介绍其主要内容：“是书乃记鞑虏入关残杀我祖宗之惨状之实录……，自鞑廷势力巩固以来，大兴文字之祸，而买卖此等书籍者，杀无赦而且赤其族，于是书为之焚，板为之劈，汉人亡国之历史，遂不令汉人见而知之，顷同人等搜遗老之家藏，集海外之散佚，编成此书。观其内容，始知我祖宗之羞辱，与鞑贼之残虐刻毒，无微不至，是以人人读之，莫不堕泪。同胞，同胞，而亡清鞑子之虐尔祖乎？盍读《亡国惨记》，以触目惊心？”销售处有大华书局、支那留学生会馆，民报社、中国日报馆四处。[15]到了1908年，新加坡《中兴日报》广告称：“《亡国惨记》再到，但所到无多，爱阅者快来购取。”[16]足见《亡国惨记》发行量大，影响范围广，为同盟会时期革命派重要的宣传品。

　　2、创刊《二十世纪之支那》，追随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

　　1905年6月，田桐与刘仲文、白逾桓等在日本东京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鼓吹民族主义不遗余力，为同盟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据《革命闲话•二十世纪之支那》记述：

　　甲辰夏秋之交，田桐、白逾桓二人协议，以东京留学生无革命机关报，各省同乡会机关杂志偶言革命者有之，乃邀集各省热心革命志士破除地方团体意见，以主义为依归，有苏人高剑公，粤人何湛霖，湘人雷光宇、罗杰，鄂人张炳标、刘湘、解鸿顺等皆与焉。炳标，官费生也。鄂中官费生，有暑假旅行费、书籍费，炳标概捐为杂志开办之资。计与各人共酬之金不满三百元，而出版矣。及炳标入测量学校，荐鲁鱼代会计，旋程家柽加入焉。冬间，湘中事败，陈天华、宋教仁相继至，而社务益发展焉。次年，有蔡汇东字达生者，有评论辽东半岛文一篇，涉及日本。日本警视厅仇视之，将三期杂志载以荷车而去，谓之没收。牛込神由麹町小石川四区警察传拘田、宋二人者，日凡六次，久之乃得无事。是年夏杪，同盟会成立，黄公克强提议作同盟会机关报。[17]

　　1905年7月，孙中山自欧洲到日本，拟组筹全国性的革命组织。田桐积极拥护，动员《二十世纪之支那》社成员百余人入会，为中国同盟会发起人之一。8月上旬，为张罗开会欢迎孙中山，出力甚多。据《宋教仁日记》1905年8月9日载：“申初，偕田（梓琴）、张（步青）至富士见楼租房间（因欲开欢迎孙逸仙会），未成。”8月11日记：“田梓琴来，言租富士见楼房间，已定于十三日下午一时至六时开会，余遂嘱梓琴书邮片发各处。”[18]在田桐等的努力下，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孙中山大会于8月13日下午顺利召开。8月20日，同盟会在东京成立，田桐被举为评议部议员，后任书记部书记，负责机要。[19]

　　同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田桐愤激异常，四出联络，并在弘文学院组织罢课抗争。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有清廷驻日公使杨枢1906年3月致日本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的照会，列了一个组织反取缔规则的留学生名单，共19人，田桐名列其中，要求日方不准这些人入日本学校。[20]次年五月，田桐和柳亚子、高天梅等在上海创办《复报》月刊，同《民报》相呼应。《复报》与《竞业旬报》、《中国女报》为同盟会在上海宣传革命的重要喉舌。因田桐在革命活动中十分活跃，被清廷下令缉捕，再次亡命日本。

　　3、发表言论，阐述对革命的看法。

　　《民报》成立后，革命派与立宪派展开大论战，田桐投身其中。在读到《民报》第四号上刊登的汪精卫的《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后，田桐有感而发，致函民报社，痛批“非革命论”：“夫革命论也，而竟有非之者哉？鄙人不责非革命论者，而正有不满于诸公之驳非革命论者，何其不自尊与不自爱而亵其笔墨一至此哉？”《新民丛报》为立宪派机关杂志，梁启超为清廷弄臣，而要求其对革命表同情，“则犹之对牛而弹七弦琴，自其不肯听之方面言之，则犹之遇仇人之出刃刺我，而责其不仁也？”随后，田桐对汪的论点分别作了补充：梁启超已非今日之中国人，而为“昔日之中国人”、“自甘为非人之类”；革命派与梁启超的仇恨自然是公仇，但“革命与不革命，于彼之本心毫无关系，于彼之最终目的，亦毫无关系，其所以勉强牵涉而及于革命之言者，徒取巧以博鞑廷之欢心”；革命派不应该将保皇派立于“相对辩论之域”，因为“如所与辨驳者之非其人，而只自损吾价值”。奉劝革命者慎骂梁启超，因梁氏“受骂之程度愈高，则其做官之时期愈熟。笑骂任他笑骂，好官我自求之”。田氏得出结论：“《民报》出现，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渐浸盈于同胞之脑海，向之与《新民丛报》有关系者，莫不倒戈相向而敌国之，撰述者向他报而撰述，投稿者向他报而投稿。故数月以来之《新民丛报》，为梁启超一人所作之《新民丛报》，党派之机关杂志，忽变而为独夫之机关杂志，此真千古未有之惨状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