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桐与辛亥革命(3)

　　为了支持中国人的革命事业，宫崎寅藏等在极为艰难的处境中创办《革命评论》杂志，与《民报》遥相呼应[22]。田氏阅《革命评论》后，撰诗慨称，“瞥眼全球革命场，西欧战捷又东洋。直教腕力降魔鬼，那把人权牧虎狼。弹药裂开声霹雳，旌旗摇曳血玄黄。人间从是应平等，谁改低头颂帝王？”[23]此诗充分表露了作者的国际视野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周年庆祝会上，田桐即席演说，申明自己的革命观。他开门见山地指出，当下与人们关系密切的是“时代”和“事业”四个字，而人们所处的时代是“亡国的时代”，要做的是“革命的事业”，就要讲究“革命的学问”，实行“革命的教育”，办“革命的学校”。接着对“支持革命但不愿承担义务”、“中国人程度低，五十年后才能革命”、“毕业后通过做清廷的官来实行革命”三种论说逐一批驳。田桐将革命思想的产生，归结为“良心”和“耻心”两条，“良心不死”，不能不革命，受满族的统治，为奇耻大辱，舍革命无他途，“男儿气节刚于剑，不灭清胡死不休”，热血男儿应起而革命。[24]整篇演讲一气呵成，鞭辟入里，玉振金声，催人奋进。

　　旅日期间，田桐的组织和理论才能初显。但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该时期田桐理论著述并不多，主要围绕着民族主义展开。田桐革命思想的阐扬，既反映在对立宪派的批驳中，又体现于正面的立论里。

　　二

　　面对国内外革命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等计划在中国边陲举义，动摇清廷的统治根基。而此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立宪派在国外大造舆论声势，宣扬立宪论调，大肆攻击革命党人。为廓清立宪派的谬论，争取华侨的支持，革命派将重心自日本转到南洋，与之在海外再次论战，它是日本时期的延续，田桐与胡汉民、汪精卫等一起成了主力军。

　　1907年5月，孙中山在香港谋划潮州黄冈起义，令东京同志赴港相助。田桐于7月抵达香港，可惜黄冈之役经已失败。11月，他与何克夫、谭人凤等携革命军债券欲投身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行至海防，为法吏拘捕，年底被逐出境。[25]旋受孙中山委派，赴新加坡主持《中兴日报》笔政，与当地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新报》“文战经年”[26]，《中兴日报》成为南洋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

　　1、痛批保皇派的立宪论调。

　　是年12月，康有为联合海外200多名华侨上书，提出三年内召开国会的主张，《南洋总汇新报》相继刊文响应，革命派予以痛批。田桐撰有多篇脍炙人口的檄文，如《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革命军与响应军》、《可怜要求开国会者之穿头路》等。据不完全统计（因《中兴日报》缺期），共发表30余篇，“大受英荷两属侨胞之欢迎”[27]。

　　在《泣告同胞之希望立宪者》中，田桐讲到，“革命功成，即我同胞离脱苦海之纪念日也”，而清廷有鉴于此，动议立宪，是“不得已而行自利其族者，以诡吾族之计”，此语无异于对立宪论者的当头棒喝。接者六问立宪论者：满人立宪，于汉人必定无利益，而且大有损害；满人立宪成功，希望立宪者必定没有好位置；立宪必无成功之日；即使立宪有成功之日，内忧外患将甚于今日百倍；断言满人心中并无立宪二字，且立宪并无定期；希望满人立宪与希望汉人革命者势不两立。作者坦言，“希望立宪者，决无好结果，公等原欲得好结果之故，而始希望立宪，乃其结果而竟大不如愿，且自贻伊戚，吾为公等计，未免失策太甚也。……倘公等而犹有疑团也，请于清夜平旦时，细思希望立宪之结果。”[28]

　　5月底，田桐又著《清首相与立宪》一文，对立宪论者再予痛击。作者以为，立宪论倡之于满人，而无耻的汉人为之附和，“以供谄媚之资耳”。《商报》曾载有“杨度痛陈准开国会之利益，惟庆王漠然不动于心”的消息，田氏据此称，庆王为清廷之皇族兼首相，满人如果真心实意想立宪，“则庆王当为满人力谋国会之成立，遇有关于国会之议论，关于国会之方略，当唯恐其用之不尽，采之不周。”但实事并非如此，而对杨度之言漠然不动。作者叹曰：“夫满人之所以倡立宪说者，为收拾汉人之心之手段，而并非欲见于实行。”派大臣出洋、改革官制、设立谘政院等，皆“从皮毛下手”，“满人今日之立宪，饰人耳目之行为也。”[29]

　　1908年夏，政闻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上奏朝廷，请定三年召集国会，把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此举激怒朝廷及守旧大臣，清廷下令将陈革职，查禁政闻社。田桐获悉后，斥言，“满人之不愿开国会，吾等早已见及之，非俟陈景仁之案出而始知也。要求开国会者之必致见罪，吾等亦早已见及之，亦非俟陈景仁之案出而始知也。”进而分析到：“况于式枚者，乃反对立宪之主力者，载湉且袒护之，是明明对于“立宪”二字，乃面从而心违也。谓开设议院，头绪纷纭，需时若干，是为将来迁延之张本也。”[30]

　　2、追踪报导革命活动，发抒革命理论。

　　1908年4月底，孙中山派黄明堂、关仁甫、王和顺等在云南举义，革命军一举攻占河口。田桐对此密切关注，称“乃我军于前晚又有克复河口关之捷报，夫河口附近之清军，凡六营也，其数不可谓不多矣，何以一举而尽数降我？此其故盖有二：一则以人心思汉，民族之观念迫于胸中。一则为白金柱之问题。”预言革命军“从此大发展者”有六事：与粤军互相声援；革命军之文明；云南人恨满之深入骨髓；破河口关之主将，即破镇南关之宿将；河口在地理上最有价值之处，进可以战，退可以守，革命军得此，贼军必将气馁；革命军之神速。做出如下结论：“我军成功之期可以预卜，中国之前途，从此必有起色”。[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