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桐与辛亥革命(4)

　　田桐接着分析革命军与响应军的关系，他根据中国历史的经验指出：“我国自古革命军之起，所患者响应军之少耳”。若响应军少则其事必败，反之则其事必成。又结合现实情况分析到：“今日之人心，则较激于昔日千百倍；今日之交通机关，较灵捷于昔日者又千百倍；今日之各地方，革命团体较多于昔日者又千百倍。昔日之革命者，例多私意，今日之革命者，纯属公心；昔日之革命者，例多无赖之夫，今日之革命者，多系全国人望。人心激，则响应者大；交通机关灵捷，则响应者速；革命团体多，则响应者众；革命者出于公心，则响应者效力勇；革命者为人望，则响应者倾心切。”[32]

　　审视当时势如破竹的革命形势，田桐认识到，“夫我国革命举动，自开国以至于今，不下三十次，然其所历年数，或二十年，或十年以上，未有如今日之盛，不及一旬，得他千里者。洵如此也，我军进攻北京，直破虏巢，指顾间事耳！”革命军神速的原因有：“民族思想普及国人”；“由于我军之实力充足也，”此又分“兵力之盛”和“精于用兵”；其三为“由于我军惠民如子也。”“即以上三者而论，有一如此，未或不兴，况三者俱备乎？天戈所挥，当者立碎，义师所向，应者如云。如此不使之神速，天下宁有是理耶？”[33]

　　革命党还制造舆论、大造声势，宣扬革命派已获得交战团体资格，描绘列强在起义者与清军之间保持中立的形象。田桐讲到：“云南之中华革命军已成之堂堂正正交战团体，法政府之态度既如此，法之新闻（安南各新闻）又颂扬其举动之文明，合于国际法。日本各新闻，亦如之。本坡昨日西报，又之复如之。欧美各新闻，目下虽未得见，然天下之公理，一而已矣。”[34]此论已出，引起保皇派的反驳，徐勤反驳到，果真如此，那么，镇南关之役后的六十名起义者就不应该被法当局驱逐出安南，河口之役后的起义者也不应该被禁止进入安南境内。并进而论道，中国的革命是得不到西方人支持的，因为中国人和欧洲人有人种的差别，又有语言方面的悬隔，他们对中国人没有感情。[35]

　　田桐又探究了革命的心理问题。他先给良心、是非心、仁爱心、侠义心、廉耻心、孝心、慈心、悌心、爱国心等下定义，然后指出革命之心理即合以上九者为一之心理也。革命心理发生的结果有二：一则为愤勇心，“积不能平者则生愤，理直气壮者即为勇”、“愤则足以使敌懦，勇则足以使敌怯故”；一为不怕死心，“平日最怕死者，当革命军兴之日，而怕死之心顿失，非前后如出两人也，气之所至心不能主焉。”最后申明，“革命心理者，人性的美的方面发生之心理也；革命心理者，非个人之心理，乃社会之心理也；革命心理者，愈经失败而愈进步愈坚固之心理也”，“革命心理之感动，无微不至；革命心理之趋向，无事不成。”[36]

　　田桐还利用语言优势，选译《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日本媒体中关于国内革命的报导，登载于《中兴日报》，主要篇目有《日本报之云南革命观》、《清国革命军》、《云南革命之骚动》等，上揭各文对于时人了解革命运动的进展，大有裨益。田氏还撰有《土耳其革命大成功》，译有俄国文学作品《俄国之革命党》等，希冀以外域革命经验与教训，为中国革命之镜鉴。

　　3、关注当地华侨华人的生活，树立革命党的“爱民”形象。

　　关于卫生之事，田桐呼吁，“宜更有望于我同胞自摄之勤，与华民政务司之检查之密也。”作者讲到，新加坡沟洫色黑而臭恶，房屋则污秽物堆积，空气毫不流通，“更可异者，我华人所经之地，无论华屋琼楼，到处皆有痰涕之迹。”究其原因，“非尽由南洋气候炎热之故，多由我同胞之不好洁以戕生之故也。”[37]

　　有感于南洋商业萎靡，田桐提出振兴三法，宜力图信用，宜团体竞争，宜广刊告白，“前二项为商业之道德，然其中亦有具道德中之手段者。至第三项，则纯属手段。世界上之商业者虽多，然试问有舍此而外，曾有他道以作振兴之策否乎？”[38]

　　1908年，应荷属侨商邀请，田桐至泗水创办《泗滨日报》，期间，曾一度参与陶成章等人反对孙中山的活动[39]。后因翻译日本大越英三郎（又译竹越与三郎[40]）的《南国记》，披露荷兰殖民者虐待华侨的罪行，被勒令离境，“侨商多挥泪相送，如失师保”[41]。

　　4、谋取“中央革命”及在武昌起义前后的表现

　　鉴于南部边陲的起义屡起屡败，田桐省思革命方策，意决试举“中央革命”，认为“稽诸各国革命史，各国革命党无不向中央政府进攻，卒成大业，吾党历年均在海疆各省计划举事，实不足以制虏之死命，此后吾党分一部党员专在京畿一带从事活动，可收擒贼擒王之实效，”[42]田桐后潜入北京，创办《国光新闻》，以“倡导立宪，排斥官僚政治”为宗旨[43]。又与景定成、井勿幕等联络同道，伺机谋事。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田桐随黄兴经上海赶赴武昌。11月3日，湖北军政府举行“登坛拜将”典礼，任黄兴为民军战时总司令，田桐为司令部秘书处秘书长。在保卫汉阳的战斗中，田桐亲临前线，临危不惧，建言：“尽取汉阳兵工厂钢板置濠堑间，以御铳弹”[44]，汉阳战役因之坚持至11月底。黄兴事后曾言，“我始以梓琴为文士，今乃知其智计亦大过人也”[45]。田桐还趁暇登上黄鹤楼，赋怀一首：“十载未登黄鹤楼，而今俯瞰快双眸。亡秦终是楚三户，阵阵铙吹动上游。”[46]12月下旬，孙中山从国外归来，受黄兴之遣，田桐与时功玖前往上海迎候。

　　次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田桐任内务部参事、临时参议院议员。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后，他到北京继办《国光新闻》，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6月，共和党机关报《国民公报》诬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田桐忿然不平，与白逾桓、仇亮等将该报馆砸毁，轰动一时[47]。1913年，当选众议院议员。宋教仁遇刺，赶赴上海敦请孙中山兴师讨袁，旋持黄兴手书到武汉[48]，促成湖北改进团成立。与张汇滔赴安徽举兵讨袁，失利后走避日本。